袁东

  东部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了。而一年多前， 2500多万农民工失业返乡潮，是官方确认的数字。前前后后，“民工荒”或“用工荒”规模之大，时间之集中，值得深思。

  出现“民工荒”，意味着经济前景向好。没有订单量大增，就不会有劳动力需求量的大增。如果是出口企业，增加用工量，是出口明显上升的结果。在由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全球经济复苏非常脆弱的情况下，中国部分地区出现“用工荒”，不仅对中国，对全球都是积极信号，能提振对未来的信心。

  “民工荒”，还是在高等院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就业难的过程中出现的，这说明企业招不到的是知识和技术水平属中下等的一般劳动力，而那些高科技、垄断性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大型企业，并不存在“用工荒”。而那些加工制造型企业，尤其是接单生产厂家，几乎全是规模不大、竞争激烈的加工制造商，不属于官方眼中的“国民经济命脉企业”。一有风吹草动，像“新劳动法”、最低工资、金融危机等，他们首当其冲地被边缘化。而这些企业能大量吸纳普通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最能体现中国的比较优势。所以，一旦市场有转机，他们会集中大量招收劳动力。如果某些条件不具备，就会爆出“民工荒”。

  目前的中国并不缺劳动力。劳动力丰富，仍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民工荒”，用经济学来解释，只能是厂家出价不够高。而厂家出价之所以提不上去，是因为限于竞争激烈的产品市场以及应有厂商利润率所允许的劳动力价格。可见，如果厂家的劳动力购买价格约束得不到突破，除非能够利用机械代替部分劳动力而又保持总成本不变，或者转移到以当前价格能雇到工人的地区，否则，要么厂家微利甚至亏本生产，要么在“民工荒”的压力下转产或关门。无论是转产还是关门，都是一种在市场压力下的结构调整。如果调整的面能足够广，一定时间后，就会促成一波产业结构调整，至少是一个地区内的经济结构调整。

  民工的劳动力成本，既包括本身再生产的直接成本，也包括供养其家人的成本，还取决于在家乡务农或创业的收入水平，亦即机会成本。在东部沿海务工的中西部农民工，很多是拖家带口，长途迁移而来。这不仅使这部分劳动力供给的直接成本上升，而且，能否在务工地稳定地工作和生活，也关系到劳动力供给成本。2008年下半年集中大规模失业，“搬家式”返乡；而事隔一年，又要让他们大规模“搬家式”回来，这其中的成本能不增加吗？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短期内集中大规模失业返乡和返城的“折腾”，又造成了更多看不见的无形成本。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庇古（A.C.Pigou），1929年就在他那本《工业波动》中总结过：“大量的短期失业可以损害一个人的技术能力，而且尤其重要的是损害他的一般性格。正规工作的习惯可能丧失，自尊心和自信心也可能受到摧残，以至于仅仅经过一度失业的人，在工作机会的确到来时却发现他已经不能工作了。”

  这种成本损耗，使大量民工感受深切。事隔一年，还以原来的出价，让他们大量返回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厂，又怎么可能呢？更不用说，家乡的机会逐步增多，即使直接的物质收入相对较低，但那种与家人整天相聚、生活稳定安全可靠、彼此熟悉而相互尊重等的故乡特有收益，将极大弥补金钱收入的不足。

  可见，劳动力的供给，更需要培育和维护。特别是在当前的中国，如何保障农民工供给的稳定性，值得各类企业，以及各级政府认真对待。

  农民工供给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用工与定价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这意味着，劳动力定价的市场化。如果在经济不景气时，厂家与民工能够自主商定下调工资，以维护工作机会，达到雇主与雇员相互体谅，共渡难关，那么，市场出现转机时，就不太容易出现雇不到人的“民工荒”。可惜，现有的法律环境，消除了厂家用工以及劳动力定价的自由化和市场化的可能，这不能不说是一年多前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的重要原因，对此，不能将全部责任归于全球金融危机，更不能将接单生产的一般加工制造企业贬斥为“淘汰行业”。

  总之，“民工荒”，并不是什么坏事，可以使中国最普通劳动者阶层有机会增加就业收入，可以使市场力量有机会促进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的进程，并促使中国有关各方认真思考和对待劳动力供给的稳定性问题，特别是如何防止再次出现短期内大规模农民工失业返乡和“民工荒”交替发生的现象。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