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永军

  作者系

  中国国际经济

  交流中心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历史经验证明，单靠汇率升值是不能消除双边贸易不平衡的。美国恰恰不该施压人民币升值，而应当努力通过推动中国国内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以此化解中美贸易失衡。

  在美国财长盖特纳宣布美国将推迟原定于4月15日发布的主要贸易对象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情况报告不久，又突击访问了北京，这可以视为是一种缓和争论的姿态；日前中国公布3月份出现贸易逆差，这些信息都为双方的进一步磋商打开了空间。

  此前，美国130名国会议员曾联名致信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和商务部长骆家辉，呼吁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并要求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商品实施反补贴制裁。但依笔者之见，这样的行为是缺乏经济分析基础的。

  稍加梳理一下近期各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言论和举动，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关于人民币问题的文章发现，大多是基于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关于人民币基本均衡汇率的估计结果。在该所今年1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低估了41%，并认为汇率是调节国际经济失衡的主要手段，通过汇率的调整能够消除国际经济间的双边不平衡。

  这样的假设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影响国际经济不平衡的因素不仅仅只是汇率，还包括贸易双方的国内需求和经济结构等多方面因素，单纯依靠调整汇率并不能消除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其实，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用于估算人民币基本均衡汇率的模型也存在其他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将此模型的计算结果拿来直接作为政策建议使用，这是否过于草率？

  确实，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证明，单靠汇率升值是不能消除双边贸易不平衡的。

  以日本为例，从1985年初到1988年中期，当时日元对美元汇率升值超过1倍，升值幅度不可谓不大，但结果是日本经常项目顺差并没有大幅度下降，只是由于日元急剧升值后以日元计价的经常项目顺差下降，使之占GDP的比重从1986年的4.3%下降到1989年的2.1%。

  再看看德国的情况，当时马克对美元汇率升值几乎达到1倍，升值幅度也非常大，但德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同样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从1986年的4.2%上升到1989年的4.6%。

  尽管日本经常项目顺差在1990-1991年期间因美国出现经济衰退、美国国内需求下降而曾经出现过下降，但1992-1993年在日元继续升值的情况下日本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又重新上升到3%左右。

  汇率如此大幅度地调整，不仅没能消除日本和德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反而成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沃尔克和日本央行官员行天丰雄在反思和总结日元升值对调整美日双边贸易不平衡的经验时曾经指出，1985年的广场会议中，焦点几乎完全集中到了汇率政策上。但是，疲软的美元并没有带来所希望的国际收支迅速改善的效果。因此，到了1986年的东京会议和1987年的卢浮宫会议上，大家把注意力转向了宏观经济政策上。但在宏观经济政策也没能带来国际收支迅速而又充分的改善之后，从1988年开始，注意力又转向微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改革。

  自2005年汇改以来，在2005年至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1.1%，但同期美国贸易对华逆差年均增长21.6%，这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在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时期，美国贸易对华逆差却下降16.1%。这足以说明，单靠人民币升值是无法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

  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以来中美贸易逆差之所以会出现缩小，其实是中国在微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改革方面做出了努力。自2008年底以来，中国还实行了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方面采取了多方面的刺激措施，应该说，这些措施已经对改善中美贸易不平衡状况起到了效果，今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出现了迅速增长，如中美贸易的逆差在缩小。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议员们不是通过推动国内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与中方共同努力来化解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而是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这对中美两国经济都可能是有害而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