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涤

  开辟本栏目时，曾给自己立了条规矩：“覅轧闹猛”，即热门的话题不碰，无谓的论辩避免，只谈事物表层下的义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本是个大热题，理应避免；但盖特纳近日访华，双方有了缓解的迹象，探讨汇率纷争底层的义理，于是乎可以从容些了。

  美元和人民币的挂钩，对我们的利益出入极大，做了姿态之后，还必须认真计较，再怎么认真都不为过。

  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相信已过2.4万亿美元，GDP的一半以上；而结汇为官方拥有的美元，当在1.6万亿以上。持有这些美元的直接收益有多少？今年两会上，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先生提出质询，指去年外汇持有的总收益不过600亿美元左右，不足0.3%，未免太低。设若美元毫无通胀和汇率贬值的风险，也远不成比例。持有美元的直接机会成本又是多少呢？1.6万亿美元等值的11万亿人民币由于资本账户的限制，只能在境内冲荡。金融系统积极转动，信贷环境宽松起来，这11万亿 “基础通货”自然加速释放其能量，城市房地产价格的腾升也是其效应的展现。

  为什么我们一定得把财富积存在美元上，买这么许多美国的国债呢？巴菲特讲得很透辟，除非中国不卖这么多东西给美国人，否则他们拿到的就只能是美国印发的美钞。

  问题是，这超低的收益能否扛得住美元价值缩水的风险？也许这是我们盯紧美元的一个强有力理由：你欠了我们1.6万亿，我们也据此作为对价发出了11万亿人民币在国内流通，杠杆的支点是1：6.8 的汇率。要是美元贬了值，比如说贬为1：5，人民银行的账户里立马有3万亿人民币亏损，这可超过了一年GDP的增长总额，谁来承担责任？

  主要的责任当然在债务方美国：2010年财政赤字要占超过GDP的 10.6% (大萧条深重的1933年-1936年，才不过GDP的5%)，累计财政负债则达到了GDP的64%，到2015年将扩增到6万亿还会节节上升；而真实亏空应该是60万亿美元，即GDP的3.5-4.5倍。问题在于选民没有谁愿意增加税负来填补政府的亏空。要弥合美国政府的巨大亏空和民众的收支鸿沟，政治上最可行的两条路是美元的货币贬值和汇率贬值。

  在汇率之争里中国要摆脱的是“操纵汇率”的罪名，而“还我清白”的努力却正好入了美国设的套中。虽说美国的政客有缓解失业的愤懑而转移国内压力的需要，但美国有的是深谙韬略，毋劳他人指点的专家。他们找出要求人民币升值为理由，同贩卖军火给台湾、适时见达赖、批评人权记录，等等，根据的是同一逻辑，即制造压力，创造筹码，以交换中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战略合作。中国越把美国的具体要求当回事，他们手中的筹码分量就显得越重，交换价值也就越大。因此，人民币汇率的互动，是不能仅在经济层面上考量的。

  更深一层，随着中国取代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取代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后，令美国感到威胁。怎样赢得各国心悦诚服地追随，对于老大的地位非常关键。何况美中两国，在政体制度和文化价值等基本面差距极大。美元走弱的趋势相当明朗，美国靠美元逐渐贬值和通货膨胀来稀释和减轻自家的债务，是各国预期中的，一般能被接受。唯中国在经济成长强劲、出口递增的情况下，却坚持绑定弱势美元，造成巴西、韩国、印度、马来西亚等，以及欧元等主要货币的相对升值，会损害其他贸易伙伴的利益，造成他们的疏离。美国出头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即使本国不能直接从中获利，但以一哥地位，替实力不足的小弟兄们放话，可以大收民心。而我们重提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人民币该贬不贬的贡献，已然时过境迁，未必再能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因此说，人民币的升值与否，不能就事论事只算经济账，而应该在战略和全球政治的新格局下检视它直接和长远的利弊。

  回到眼下摆脱困局的途径，原则当然是降低风险和引起摩擦的动因。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增强国内的消费，着重于增加劳动力的素质以提升劳动的附加价值。特别紧要的，可别再往鸡蛋山上垒放新的鸡蛋了。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