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走向之所以举棋难定，是因为货币政策不得不考虑去年超大规模刺激措施的后续效应。无论是力主尽早退出的激进观点还是适度宽松政策的延续，其实都绕不过宏观调控的“跷跷板”。政府更应在出台相关重大决策时保持冷静的头脑与适当的“超脱”，通过系统性的政策设计与有效的执行力来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转型，防止中国经济出现大的起落。

  刚刚将经济从受累于全球金融危机发酵引致的外部需求衰退中成功“热启动”过来的中国财经领袖们，如今格外担忧的，早已不是一年多前的经济增速可能大幅回落，而是在保持经济复苏势头前提下，如何防范宏观经济面临的一些显性和隐性风险。换句话说，当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可以平起平坐乃至高过一头的时候，需求向上型的通胀差不多就来敲门了。如果今天公布的一季度GDP增速和先前普遍预测的12%基本吻合，且通胀压力持续上升，相信货币政策的现状不会持续多久。

  为什么驾驭中国经济就像坐“跷跷板”，稍微用点力就会大起大落？也许，宏观调控作为世界级命题，从来就是要折磨着无数中外财经高官神经的。对中国经济深有研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日前就称，中国是最大的凯恩斯主义国家，显然是话中有话。不过，当应对经济危机真的成为各国的头等大事时，从工具价值角度来看，中国自2008年底启动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措施无疑是相当成功的，也为全球经济复苏的贡献，因此广受认可。但是另一方面，不少人又提出：中国当时对危机的反应力度是否有那么一点过头了？

  众所周知，中国并非危机的起源地，也不是受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但动员力举世无匹的中国为应对危机而出台的财政政策力度显然不输任何国家，货币政策也是相当宽松。已有数据证明，中国财政刺激资金占GDP的比重远超美英等危机中心国。昔日傲慢的英国以及作为当世经济“一哥”的美国，也许会异常羡慕中国在短短一年之内就放出了9.6万亿元的贷款。但我们应当明白：超大规模刺激政策，实施容易退出难。

  笔者曾多次说过，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规模即将迈上5万亿美元台阶的巨型经济体来说，如果不能建立一种能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不能有效解决长期积累的矛盾，在经济困难时期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来“热启动”，只会使业已失衡的经济平添更大的转型成本。已有人在担心，在天量信贷投放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继续执行既有货币政策可能导致经济失衡加剧、资产价格泡沫膨胀以及令人担忧的通胀可能再度抬头。一如官方普遍承认的，去年我国经济企稳回升主要依赖投资拉动和政策支撑，企业内生动力与活力皆不足。例如，去年国民经济增长8.7%，而来自投资的贡献率就高达8个百分点。而今年一季度经济形势的好转，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投资拉动和政策支撑。难怪负责工业经济运行的李荣融就格外担心：如果刺激政策退出，经济增长很可能就会掉下来。

  如此，在某种程度上，宏观调控有点骑虎难下。依照宏观经济学原理，决策者要关注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内外收支平衡；因此，政府在去年经济不景气时出台的一系列刺激政策就不能忽视相关政策的负面效应。决定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也应保持适度平衡，以免出现投资单引擎拉动增长的非均衡局面；另一方面，经济最困难时期也正是正视经济结构问题、培育新竞争优势的难得时机。在内需不振，出口面临全球经济衰退的前两年，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不应局限于如何使经济走出目前困境的策略性选择，而应在冷静思考制约经济复苏条件的基础上，以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为推手，加快实施经济从资本与外需驱动的成本推动阶段向技术与消费驱动的内生性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转变。而一旦经济转好，现有刺激政策理应及时退出，宏观政策当转向增加就业、调整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但是，在全球经济复苏仍有可能出现反复且国内经济复苏的内生性不明显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很难“功成身退”。而格外令人担忧的是，在具体政策执行过程中，各地、各市场主体不同程度地偏离了中央的政策初衷。例如，一段时间以来，银行在拼命放贷，部分本来就握有信贷渠道优势的企业再度成为天量信贷的受益者，而各地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偏好导致对民生领域的投入未见明显增加。而众多产业资本对楼市和股市的赶集显然与决策层的要求格格不入。以往不用担心的债务危机也有可能成为政府面临的新难题。假如高达16.8万亿元的政府债务继续滚雪球式扩大，财政的可持续性显然要大打折扣。正是出于对刺激政策副作用的担心，部分经济学家才一再呼吁中国过度的经济刺激政策应当尽早退出。否则，不仅会在可见的将来出现两位数通胀率，更有可能引致资产泡沫破灭。

  可见，货币政策走向之所以举棋难定，是因为不得不考虑去年超大规模刺激措施的后续效应。无论是力主尽早退出的激进观点还是适度宽松政策的延续，其实都绕不过宏观调控的“跷跷板”。

  我们冀望，代价沉重的“跷跷板”式调控应尽早成为历史。作为决策者和宏观调控的操盘手，政府既要关注短期目标的实现，更要在出台相关重大决策时保持冷静的头脑与适当的“超脱”，避免因受利益集团影响而出现政策结果与初衷的冲突乃至各个部委之间政策的“合成谬误”。一定要通过系统性的政策设计与有效的执行力来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转型，防止中国经济出现大的起落，以期将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周期建立在结构均衡的逻辑起点上。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