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旺

  从历史上看，每次经济或者金融危机都要经过W型的反复，从危机到经济真正复苏时间长则十年，短则三年，很少因为打了“兴奋剂”而使危机在短期如半年就能平复的，否则日本就不会出现“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了。在不同时期，各类经济体走出危机的方式由于外在经济条件和内在经济结构不同，也多种多样。比如，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是通过“二战”的特别需求方式，革命性调整产业结构，才从1939年开始走出危机，并获得了1945年至1975年近三十年的无危机繁荣。1997年开始的亚洲三年金融危机，是通过中国等负责任的大国的大格局、大气派、大贡献才走出危机的。2001年，中国加盟WTO，重塑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以中国提供商品和美国提供货币为主要模式的国际贸易形态，直到2008年才出现结构平衡的新要求，这种要求仍然没有改变每次形成危机的本质——有效需求不足。由于美国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与美国政府和机构无穷大的货币供给之间的极度不平衡，自1997年起经过约11年平静，危机终于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周期轮回，无可阻挡地从最发达国家爆发出来。

  为了应对70多年来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从2008年底开始，全球主要国家开始了联盟式的政策援助，危机的危害程度缓解了，但没有化解危机的本质：商品或者货币供应大大超过了居民最终需求或者实际购买力。居民最终需求的实现需要三个条件：充分就业、经济发展下收入的实际增长及社会和医疗保障制度下消费无后顾之忧。历史表明，如果迎合选民推出特别丰厚的福利制度，可能会催生出一群不劳而获的懒汉，欧洲如此，美国也差不多。如果一群懒汉依靠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而生活无忧，必然导致居民群体道德水准的下降和全社会进取心的消失。在新兴经济体生产力不断发展、产能不断扩张条件下，产品供过于求，通过国际贸易导致了发达国家货币价格的持续下降。货币价格下降导致懒汉们天真的想法，即对房屋为代表的资本品投资将永远有利可图。在懒汉“绑架”了全社会的福利和分配制度下，人性的恶的欲望必然绑架了群体的意识：群体在欢乐中无节制地消费但不提供其劳动贡献。

  因此，从美国延伸到欧洲的金融危机，不仅是经济规律的自然表现，更是社会制度重构的需要，这是一项迫切的历史任务。

  在劳动力国际化定价条件下，居民的收入并没有与美国经济同比增长，或者说美国居民的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货币供应的增长，美国的货币供应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供应大大超过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次贷危机在懒汉们的贪婪和投资银行精英们的诱惑下无可避免地暴发，由于美元的国际地位，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国际金融危机。同样，欧洲因为福利制度庇护了不劳而获的阶层，导致其实际综合竞争力的下降。依靠别国的钱过好日子，先是冰岛，后是地中海沿岸国家，相继出现“破产”危机，这就是福利制度的边际效应出现负面效果的表现。

  如果说欧美国家要反思原来的福利制度过度导致的对居民进取心和劳动的负效应，思考如何重新布局新福利制度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并推动生产力的提高，为化解危机寻找出路，中国却存在福利制度缺乏形成消费的收缩效应。因此，欧美要通过正储蓄实现经济在发达经济体内的再平衡，中国则需要通过加大消费力度而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平衡。中国内在消费市场的扩容与重组，有赖于相关福利制度的完善与福利水平提高。因此，从本质上讲，中国并没有发生西方发达国家现有的金融危机，是国际金融危机的“衍生品”，即国际贸易萎缩对中国出口造成了巨大冲击，从而向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发展路径提出了疑问。

  所以，强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包括但不限于户口制度、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农村等多方面的改革，给居民一个无后顾之忧而安心消费的心理保障，中国才能避免出现西方式危机。建立完善的面向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不仅是避免出现西方式危机的经济之道，更是尊重经济规律的政策举措。重塑国内市场，形成投资、消费与出口平衡的格局，这些能够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根本问题的政策举措，比单纯的宏观调控更能够保障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华宝证券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