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波

  在经济调结构的大背景下，当前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面临三大困境。

  第一，货币政策面临政策紧缩困境。我国间接金融的内在任务是为社会建设提供信贷支持，无论是去年已经上马的项目，还是今年将要上马的项目，都需要持续的信贷支持。如果紧缩信贷，势必首先挤出私人部门的投资。

  CPI通胀本身与信贷并无直接关系，从信贷的常规流向中无法看到信贷推高通胀的通畅路径。无论是食品价格还是房地产价格，导致价格上涨的关键原因是短缺。信贷的紧缩将制约关键领域的产能扩张，造成关键物资的供给短缺，也会加大通胀压力。

  第二，财政政策面临金融支持不可持续性困境。这是一个全球性困境。实际上，欧美财政政策不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而是一种金融资本支持计划。中国的四万亿投资计划看起来是直接的投资，但仔细看来却与欧美国家的金融支持有“异曲同工”之处。

  政府通过巨额信贷，为社会中正在启动、准备启动的项目提供了财务支持。但是，通过财政政策实现的财务支持不具备可持续性。在负债率足够高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稳健性势必会受到质疑，一旦出现问题，很容易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提高同类项目的信贷展期风险。政策上的财务支持在扩大了有关项目的资产负债表之后，来自市场的财务紧缩风险有可能会完全对冲政策效果。政府如果持续注入信贷，则将危及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间接金融体系。

  第三，房地产调控面临供给滞后困境。任何一个高速城市化的经济体都会经历城市人口增长领先于城市住房供给的发展阶段，对有限的城市公共资源争夺导致了局部房价的暴涨，也推高了整体房价。遏制投资和投机需求的政策似乎缓解了供求矛盾，但在压低房价的同时也降低了开发商的投资热情，供给也将出现萎缩。这将拉长住房供给滞后的阶段，导致房地产供需矛盾的长期化。

  综合考虑以上三大政策困境，每一项政策选择都是“左右为难”。但从我国经济调结构这一历史转折来看，如果实施全民安居计划，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和市民安居工程建设，这三大难题将迎刃而解。

  这是因为，我国正在跨越出口导向发展阶段，国内重工业和交通动脉基础设施沉淀已经比较充分，当前社会发展的任务是为人民生活沉淀“消费型”固定资产。如果信贷能够流向消费型固定资产，政府政策给予充分支持，势必会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的供给，同时也从根本上可以解决房地产调控难的迷局。

  结合经验数据，笔者心目中的全民安居计划核心可以简单地表述为“七四三计划”：在70个大中城市规划居住新区，打造通往主要产业功能区的40分钟快速交通网，吸纳城市三分之一的常住人口。

  实施全民安居“七四三”计划的结果将是：信贷量被注入到产能瓶颈部门，将缓解资产价格上涨和潜在的通胀压力，项目投资的财务安全也会随着新居住区的成熟而提高，住房的供需矛盾将得到有效缓解，社会资源被分配到“内需型”基础设施积累上来。

  然而，实施这一计划，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平衡当前财政利益和长远财政利益方面提出了新的考验。我们期待，政府能从城市规划的科学高度，实施经济、高效的全民安居计划。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