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金砖四国阵营的印度和巴西突然向中国发难，敦促中国实行“更强势的人民币政策”，不能不让人有些意外。但金砖四国之间在制度、意识形态、市场取向等方面千差万别，甚至不乏激烈的利益冲突，因此，保持适度距离或许才是常态。今后一个时期，其利益交汇点仍主要集中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全球气候变化、多边贸易谈判等方面。
刘 涛
为了给将于下周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营造一种相对融洽的气氛，美国政府近来暂时搁置了对人民币升值的直接敲打。但对于中国而言，这绝不意味着来自外部的压力就显著降低了。
事实上，美国在正面攻势放缓的同时，却采取了另一套迂回策略，即通过密集的穿梭外交和游说，在世界范围内，从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东盟到印度，甚至远在地球另外一端的欧洲和巴西，试图构建起一道共同战线，争取更多的国家加入到由美国指挥的、要求中国重估汇率的大合唱中来。在白宫看来，这不仅可以让中国体会到孤立感和危机意识，还可以增强其诉求的“正当性”及“合法性”。
这一政策思路，与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坦此前向国会提出的“应尽量把中美间的双边汇率争端多边化”建议可谓不谋而合。具体而言，伯格斯坦认为，美国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可分三步走：第一步，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划出底线，迫使中国同意磋商；第二步，争取欧盟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支持，通过获得51%的绝对多数投票权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汇率特别报告”，对中国进一步施压；第三步，一旦IMF裁定中国操纵汇率，那么美国就可名正言顺地请求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宣布中国利用不公平汇率手段来破坏自由贸易原则，必须即刻改弦更张，否则所有受损方有权实行贸易报复。
这是一个步步为营、层层绞杀的精心布局。
不过，在笔者看来，伯格斯坦的这套“高招”，只是浓缩了过去一个世纪美国对外战略的精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理查德·哈斯曾总结过美国在与前苏联对抗中最终“取胜”的法宝。其结论是，在直接运用硬实力试图将对手“推回”（Roll back）和全方位围堵对手影响力扩张的“遏制 ”（Containment）两种策略之间，归根到底起作用的还是后者。而拉拢更多国家参加对中国汇率问题的围攻，无疑就是“遏制”战略的具体操作。
目前，美国第一步棋已高高举起，只待看准落子时机；第二步棋也已走了一半；而第三步棋则要看第二步棋能否顺利就位。通过最近一个月的不懈“努力”，美国在第二步上似乎有了一些回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上月下旬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前夕，同为金砖四国（BRICs）阵营的印度和巴西突然向中国发难，向美国立场靠拢，敦促中国实行“更强势的人民币政策”，以利于全球经济实现均衡。
这不能不让人有些意外。特别是，金砖四国领导人此前刚刚在巴西首都圆满结束第二次正式会晤，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联合声明。如此快的变脸，自然会引发外界关于金砖四国貌合神离的种种猜测。
尽管近年来中印在边界问题上存在争议，在个别商品的反倾销等问题不乏摩擦，但这种纠纷在两个相邻大国之间并不鲜见；至于中国与巴西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贸易冲突，相反，2009年中国已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且贸易顺差方是巴西，而非中国，显然，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是符合巴西利益的。
不仅如此，过去一年来，在许多重大国际场合，中国、印度、巴西在许多重要议题上保持了共同进退的姿态。比如，在二十国集团峰会、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过程中，金砖四国照例都要举行私下碰头会，协调立场；再比如，在多哈回合谈判和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上，中国和印度、巴西都保持了较好的默契和配合。
既然如此，巴西和印度这次为何还要冒着让金砖四国分崩离析的风险站到中国的对立面呢？至少从印度角度看，一些印度学者认为，人民币升值，将使印度的纺织、皮革制品、船用产品、工程产品和部分化工产品成为受益者。举例来说，类似2005年的人民币升值幅度将使印度两年内在全球纺织品市场所占份额上涨1个百分点。
或许巴、印两国认为他们在汇率问题上具有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有资格对中国指手画脚。与中国不同，巴西和印度目前实行的都是浮动汇率制度。但在汇率制度多元化的牙买加体系时代，汇率制度只有适合不适合的问题，本身并无好坏之分。稍稍回顾一下历史，不难发现，无论是巴西还是印度，甚至就连美国自己，都是在经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之后才被迫转向浮动汇率制度，而非主观上对浮动汇率具有天生偏好。
说实话，对于金砖四国彼此关系的忽热忽冷，笔者并不感到讶异。确切地说，这其实是一个国际经济关系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回归的自然过程。
最初，金砖四国仅是高盛不经意间制造出的一个空洞概念。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短短几年内突然流行开来，成了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热门题目；乃至起先毫不相干、分布于地球南北两个半球的四个国家竟真的就坐到了一起，连续举办了两届领导人正式会晤，并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协调步态，这本身就是个奇迹。也许这暗合了当今国际政治格局分化组合的某些特征，也恰好满足了新兴大国的共同需要——在G20框架下，只要西方七国作为一个整体还企图继续主导国际经济体系，后起的新兴大国就有自发合作、共同扩展权力的内在需求。
但另一方面，金砖四国之间在制度、意识形态、市场取向等方面千差万别，甚至不乏激烈的利益冲突。作为一个松散的国际机制，金砖四国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基于超越意识形态的共同利益，指望四国在所有方面都保持一个声音是不现实的。因此，保持适度距离或许才是常态。在今后一个时期，其利益交汇点仍主要集中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全球气候变化、多边贸易谈判等方面。
（作者为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