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洛华

  我最近过着司机兼导游的生活，朋友们来上海看世博会一般都需要我担任接送和地陪的工作。大家普遍反映我不仅热情而且健谈，是当导游的好材料。我总结了一点当导游的经验与大家分享，那就是“不要急于让他看到新事物，而是睁开看事物的新眼睛”。不仅要让大家去看那些新鲜玩意儿，还要想办法把这些新鲜东西与游客关心的话题联系起来。

  大多数参观者对于上海世博会上低碳环保概念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各国展馆都有类似主题的展示，企业展馆中也不遗余力地宣传各自的低碳环保节能方式。与此同时，大家又普遍感觉这是一种奢侈的新贵生活方式，与普通人的生活还很遥远。不少国家馆和企业馆展现的低碳新模型都是些昂贵的新玩意儿，我心里不免嘀咕：在当前经济条件下，低碳生活似乎就是“让我花更多的钱去过一种更朴素的生活，然后给我贴上一个高尚的标签”。我不觉得这样会让我变得更幸福，也不认为我实现了低碳的生活之后，就可以去给那些高碳生活的人贴上“不负责任的地球人”的标签。对这些为100年以后的全人类共同命运而承担责任的事情，我通常不主动报名参加，何况报名费昂贵。不仅如此，我还妄自猜测，大多数人可能抱着一个和我相同的想法：花费多出一倍左右的代价，买一台零排放的汽车；在上海房价本来就很高的情况下，花更多的钱，买一套低碳环保材料建造的房子；实在是使我们大多数勉强过着高碳住宅按揭贷款的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无法维持的。有时，我甚至觉得，低碳生活应该是富人的责任，为什么让工薪阶层去承担这些义务呢？我坚持对朋友们宣讲我的观念：“过一种简朴的生活就是履行低碳责任，不必刻意去追求昂贵的低碳新科技”，而且我始终认为，只要那些排放二氧化碳的化石能源价格没有暴涨，低碳技术就可能只是一个传说。

  适逢欧元危机，欧元区由于出现了希腊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投资人对欧元产生了信任危机。在这个背景下，我自觉地结合欧元危机讲解低碳生活的内容，收到了很好效果。欧元区的危机首先暴露出来的，是西方长期鼓吹的民主制度的虚伪性。各国的执政党为了赢得大选，总是向选民许诺更好的生活福利，其结果是入不敷出，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有人说如果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能够实施类似欧盟那样的劳动保护条约，也能促进欧洲就业和经济好转。大家都说在欧洲如果出现一家工厂连续多人自杀的情况，肯定会受到工会组织或者政府劳工部门的调查和制约，但是把这一套搬到中国来，并不能挽救欧元区的经济。如果同样严格的劳动保护措施和环境保护措施放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只能使得这些国家的发展受到限制，而未必能够解决欧元区的问题，因为这些产业也根本不会搬回欧洲去给当地政府创造税收和就业。

  我猜想全世界只有一次挽救欧元的机会，那就是去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如果当时通过了一个有约束力的碳条约，或许能从根本上堵住欧元区发生今天危机的漏洞。欧盟长期实施的福利政策和产业调整政策，使得整个欧元区国家都比较适应“低碳生活”，他们希望把碳排放写入到一个国际条约中，使其约束其他国家，就像他们自己用各种条款来约束成员国的财政政策一样。如果碳条约成了一个具有国际义务的法律框架，就会自动成为各国货币币值的约束条件。比如：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好，但是我们未来发展受到二氧化碳排放权的数量限制，要实现新的发展目标，我们就必须购买欧盟富裕的碳排放权，这样才能继续使得那些设立在深圳的工厂继续运作下去，无形中我们就补贴了欧元区的“清洁而昂贵”的低碳生活方式。欧洲国家的低碳生活方式实行了好多年了，他们有许多这方面的技术积累，并养成了相应的生活习惯。欧洲可以把这些低碳技术向高碳国家输出，并由此获得收益；也可以利用现有的低碳生活方式，卖出多余的碳排放权获得收益，两种方式都将实现所谓的全球再平衡，并将有力地拱卫欧元的市场地位。

  如果我这些猜测属实的话，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欧洲和日本是推动全球碳条约最积极的国家和地区了。照现在的情况看，如果动用更严格的财政纪律，有可能使得欧元区国家人民的福利下降，并由此引发社会矛盾，导致欧元前景黯淡；如果动用欧洲央行货币发行手段购买公共债务，将使得投资人怀疑欧元的长期稳定性，并将毫无悬念地引发欧元区的通货膨胀，因此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无法从根本上挽救希腊等国。我于是进一步猜想，市场可能根据同样的原因在推测，日本是否有可能经历类似希腊那样的危机。

  我的游客朋友们饱餐世博会的秀色和我这番结合环保和金融主题的飞沫四射的“秀”之后，纷纷夸我是一个“周立波”式的好导游。我乐意将这段经历与其他带队参观世博会的导游们分享。游客们满意而去，而我则疲倦地关掉手机，继续我“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正常生活。

  （作者系上海建功思域信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