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论一瞥
《纽约时报》5月21日专栏文章
美国隐约出现日本化征兆
在过去几个月里，关于美国经济的诸多评论有一个共同主题：决策者做得太多了。我们被告知，政府需要停止开支，希腊危机被当作一个警世的故事。同时，有人不断地警告说通货膨胀即将来临，政府需要停止支持经济的努力并开始其“退出战略”，通过廉价出售资产来收紧信贷并提高利率。
事实是，决策者并没有做事太多，而是做得太少了。最近的数据并不表明美国在重蹈希腊覆辙。实际上，这些数据表明，我们在走向日本模式——失业率高企，增长缓慢。
过去一年我们数次被告知，在利率适度上涨后，已到了债券警戒线，美国最好马上削减其赤字或是采取其他措施。每一次，利率都会很快降下去。3月，美国十年期债券利率已从3.6%上升到4%。“对债务的担心促使利率上升”成了《华尔街日报》的头条，尽管事实上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对债务的担心应当对此负责。
然而，从那以后，利率又开始回落。到上周四，十年期债券利率已降到3.3%以下。我想我可以说，利率下降，反映了人们对美国联邦财政的乐观情绪在上升。然而，这实际所反映的是对经济复苏前景的悲观情绪，这使投资者逃离任何看似危险的地方——因此，股市大跌——回到被认为安全的美国政府债券这里。
这种新悲观主义的背后，部分反映了欧洲的麻烦，欧洲领导人为经济施加了一种单一货币，而这种经济还没准备迎接这一举动。这与美国政府债务没有多少关系。但在美国同样也有警报信号，上周三关于消费品价格的报告表明，通货膨胀的关键指标已降到1%以下，达到44年来的最低水平。
这并不真正让人惊讶：通胀率会在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下降。但这无疑是非常糟糕的消息。因此，目前应当追问的，不是美国是否会变成第二个希腊，而是美国应怎样才能避免变成第二个日本。
（作者系保罗·克鲁格曼 张金翠 编译）
5月20日《日本经济新闻》社论
德国加强监管无法抑制欧洲危机
为了稳定金融市场，德国政府决定禁止欧元区国家的国债和德国大型金融机构股票的裸卖空行为。但是这一决定来得突然，其结果适得其反：人们抛售股票，欧元贬值。市场告诉我们，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和财政问题以及金融机构的经营不善，解决这些问题才是消除危机的先决条件。
德国人始终认为，导致欧洲金融动荡的是被前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称为“大群蝗虫”的投机贸易。欧盟27个加盟国财政部长理事会在18日已决定了基金监管法案，这次德国的裸卖空禁令应该是出于对国内舆论的考虑。
很多国家都尝试过直接的市场监管，是可以说收效甚微。此次德国的措施也不例外，它让人担心欧洲的金融机构的恶化超出人们之前的预期。希腊70%的国债依赖国外消化，海外贷款的21%是来自德国。葡萄牙国债的国外消化率是85%，西班牙也高达44%。德国银行和投资家大量持有这些国家的国债。德国此次禁止购买他国国债向人们传达了这一信息：欧盟金融机构之间缺乏互信。因为缺乏互信，金融市场的动荡便无法停止。可以预见，互信的缺乏将延缓欧洲经济的恢复。
欧洲没有正面接受市场的忠告，也没有团结一心重建财政和稳定金融，因此无法防止恶性循环。德国是欧洲经济的重要支柱，德国人必须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梁宝卫 编译）
5月20日《经济学家》社论
欧洲的三大错觉
欧洲领导人还没有真正理解他们需要做什么才能挽救欧洲。关于营救方案能不能实施的担心可能增长，但是真正值得忧虑的是占据欧洲领导人头脑的三大错觉。
一是“迁怒于人”综合征，有太多的欧洲官员将斗争矛头指向了投机者、对冲基金、评级机构，认为正是他们造成了欧洲所受的打击。比如德国禁止对于政府债券的“裸卖空”（投资者没有借入股票而直接在市场上卖出自己根本不存在的股票）。德国管理者也承认此实践在希腊问题上作用甚少，并且禁令仅适用于德国，而最多的卖空行为却发生在伦敦。在布鲁塞尔推出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进行严格管制的努力也反映了一种浅见，那就是直接将这类市场投机者视为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不能否认金融管制需要改进，但将管制等同于对投机者的管制则是危险的。
二是过分信任“震慑作用”，认为大手笔营救就能收到大效果。但是对于希腊来说，即使实现了所有营救的承诺，它还是负担了超过GDP150%的公共债务和暗淡的增长前景。欧元区政府和管理者应该开始计划秩序性的债务重构，包括向持有希腊债务的银行征税。
三是臆断深层结构改革是不需要的，认为所有已建立的体制都是完美的，只是其中的一些成员国出了问题，只需局部性修缮，因此仅将目光聚焦于财政克制，而这可能会成为政府回避欧洲长期不平衡问题和南欧竞争力匮乏的借口。
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都曾为进入欧元区而竭尽全力，但当他们进入后，就开始放松，并放弃了推动加强竞争力、降低劳动力成本、繁荣生产力的改革。事实上，他们货币和汇率灵活性的丧失使得这些改革本应更加紧迫，这同时也使德国推动国内需求的努力变得更为必须。可惜的是，欧元区领导人还未得到治理要领。（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