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诺金 ○主持 于勇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步回升，和以CPI、PPI为主要指标的物价指数的上涨趋势，本来就对去年以来四万亿投资规模扩张和货币信贷的超常增长特别担忧的“过热论”者，更是担忧经济步入过热的区间，力主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重回2005年以来的汇率升值轨道。相反，面对一系列政策作用下的楼市回调、股市下跌、人民币升值预期和信贷规模的行政控制，有的学者们则对经济增长的前景表示悲观和担忧。我是持谨慎乐观态度的。

  之所以乐观，是因为我相信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是向好的，中国经济具有内在的增长潜质。一是民营经济异常活跃，政府也在不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国务院最新发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拓宽了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二是中国的市场潜力巨大，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空间。我国目前的名义城镇化率为45%左右，真实的城镇化率（即享受城镇居民待遇的人口数量）还不足30%。如果我们的名义城镇化率继续提高至发达国家80-90%的水平，真实的城镇化率与名义城镇化率趋于一致，由此而释放出来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是巨大的。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是充裕的，还有相当部分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处于闲置和半闲置状态，没有得到充分就业。如果能有效地把这些要素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更快。

  之所以谨慎，是因为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还有诸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我们的有些政策还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有些政策导向甚至会加剧经济主体的负面预期，并不断增大经济运行的负向压力。我的第一个担忧是汇率政策。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的单边升值趋势一方面加剧了资本的流入而进一步扩大了国际收支的顺差，增大了货币政策压力，对我国的就业市场形成了巨大冲击。后来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汇率政策又回到汇改前的状态，这对应对这场危机，稳定出口行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近来有关方面释放出来的信息又在动摇市场预期，强化人民币升值趋势，资本流入趋势又在明显增强。

  我的第二个担忧是信贷规模的行政化控制。本来，为对冲流动性，中央银行通过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进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操作是完全必要的。但若把货币政策的操作进一步微观细化为信贷规模控制，不顾经济自身的运行特点，把信贷指标细化到机构，细化到季度、月度。这种完全行政化的调控方式名义上可能有助于实现调控目标——把信贷规模控制在7.5万亿的规模之内，但对实体经济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对需要大力扶持的中小企业，它们的融资难度加大，融资成本上升。

  我的第三个担忧是消费增长速度上不去，投资增长速度放慢，出口形势又不容乐观，投资与储蓄的失衡会加剧，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放缓。从目前的情况看，股市楼市的回调使财富缩水，对消费增长的刺激减弱；我们的政策又对投资增长极为担忧，国内投资与储蓄的失衡会加剧。在国内储蓄过剩又无法再像危机前那样通过出口来吸收的情况下，国内经济只能出现整体上的速度放慢。

  基于以上担忧，我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当务之急是在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基调不变的情况下，稳定汇率政策。继续立足国内扩大内需，尤其是根据国内的储蓄去扩大投资，平衡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失衡。在保持投资规模适度扩大的同时，激活民间投资，让民间投资逐步替代政府成为投资的主体力量。放弃陈旧的信贷规模控制，主要依靠货币政策工具去稳定货币，搞活信贷。（作者系央行广州分行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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