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往事：

  事实与神话

  ⊙徐 瑾

  比较是人类的惯性，2007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迫使人类开始回望历史深处，大萧条热再度兴起，希望从中找到对造成危机的原因和走出危机的路径的启发。

  关于大萧条，我们通常听到的美国版本是：柯立芝总统长期的自由放任衍生了“柯立芝繁荣”，却埋下了经济危机萌芽，继而经济风向转向，胡佛总统的无所作为导致了经济衰退的恶化，将美国人民拖入失业困苦的泥淖；而喊出“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则凭借整顿银行与金融体系、复兴工业、推行“以工代赈”、兴建公共工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系列新政，不仅拯救美国及其人民与水火之中，避免美国走上极权道路，也间接挽救了身陷二战的亿万世界大众。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随着新保守主义逐渐赢得主流话语权，凯恩斯主义揭示大萧条危机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观点不断受到挑战， 其所提倡的扩大公共财政开支的对策也被诟病为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与之对应则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的观点，认为美国大萧条的关键因素在于“货币供应量”，一旦信贷紧缩，而美联储又紧缩银根，遂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崩溃”，使得一次信贷危机演变为波及实体经济的大萧条。货币主义者一向强调政府除了货币之外无须过度干预经济，而即使是货币政策，他们也往往主张维持固定不变的货币增长率。

  更激进一步的理念来自奥地利学派，其对大萧条主要观点尤其以穆瑞·罗斯巴德不断重印的《美国大萧条》为人所知。罗斯巴德将大萧条根源归结为政府过多干预经济，而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自由放任主义”，长期的信贷扩张埋下了危机种子，随后“政府的过度干预政策使得危机长时间延续”，而如果政府减少干预，市场会自动完成恢复过程。

  对照起来，美国著名记者、外交关系委员会经济史资深研究员阿米蒂?什莱斯的新著《新政VS大萧条：被遗忘的人和事》无疑是对凯恩斯版本的一次颠覆，她的观点更为接近货币主义与奥地阿米蒂·什莱斯利学派之间：大萧条深层次的问题是政府的干预。她显然最为推崇柯立芝，因为柯立芝信奉“自己少卷入，世界会更好”；对比之下，同党派的胡佛则是一位天生的干预主义者，他认定政府某些“行善之手”帮助企业会达到效果，至于罗斯福，在她看来延续了胡佛的行善之手，而且更类似莽撞得令人恐惧的实验者，他的前提在于大规模军事化式努力可以换来经济复苏，不过新政并没有从本质上解决失业问题，1937年与1938年仍旧一派萧条，三十年代成为美国少有的经济停滞的十年。

  早在什莱斯之前，这类翻案著作已不少见，与众不同的是，阿米蒂·什莱斯重新挖掘厘清了大萧条中“被遗忘的人”的角色。

  “被遗忘的人”（The Forgotten Man）这一概念，最早来自耶鲁大学社会学家威廉·格·萨姆纳：当A看到一件对他来说是错误的事情，并发现X正在受其煎熬时，A就与B谈论这件事，接着A和B提议通过一项法律来纠正这种错误，以帮助X。“他们的法律总是提议决定A、B和C能为X做什么。但是C是谁呢？A和B帮助X没有错。有错的是法律，错误的是用契约的形式将C约束在这件事情上。C就是被遗忘的人，就是花了钱的人，就是从没有被考虑过的人”。萨姆纳信奉古典自由，极力反对福利政策，认为作为纳税主体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成为“被遗忘的人”，而政府重新分配不仅效率低下，反而可能使得中产阶级成为潜在福利对象。

  不过，当罗斯福重提这个概念之时，却完全被置换了概念：出于政治考虑，被遗忘的人不是指C，而是指X，C的处境显然更为悲惨，不仅继续被遗忘，还将仍然被要求“响应政治号召去献爱心，使那些政治家们的灵魂得到慰藉”。在阿米蒂·什莱斯看来，这个C可以是万千被税收榨取现金小工商业主，也可以是大人物，比如历经三位总统的财长安德鲁·梅隆、芝加哥电业大王塞缪尔·英萨尔、落败的罗斯福竞争者威尔基、风靡一时的邪教领袖迪万神父……饶是如此，无论声名显赫还是无名小嘴，这些C们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付出代价，同时也被彻底遗忘。

  正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再分配与持续博弈有效构成了现代美国的经济、社会图景。典型如美国经济学新贵克鲁格曼，他就一直很推崇罗斯福新政，认为“前新政”（Pre-NewDeal）时期的美国如同21世纪初的美国一样，是一个财富与权力分配很不平均的国家； 正是罗斯福新政导致教育、医疗、环境等系类不平等改善，为美国经济的“长镀金年代”奠定基础，他甚至号召奥巴马向罗斯福多多学习。

  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但越接近历史，可能对其本质或更将困惑不解。正如大萧条与新政，我们看到结果，却无法对原因得到清晰而明确的结论。新政是神话还是事实？干预是否有效？宏观政策短期与长期如何协调？或许不存在唯一答案，但思辨反省过程本身却能让我们远离粗暴与武断，在比较与印证之中逐渐接近马克思所谓理解历史现象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