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业的亢奋和对财富积累的贡献，只是中国迈向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动感符号；世界工厂的角色担当也只是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一种路径安排。中国要迈向一流经济强国，既需通过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来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更离不开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高端产业的冲锋陷阵。

  章玉贵

  对于在近十多年里已习惯了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民众来说，假如中国经济在未来某个时候出现了增长疲劳，以至于政府对其“热启动”也无济于事的话，是否会感到讶异呢？或许真的出现这种情形时，很多人会很不适应。当然，或许有人会搬出康德拉季耶夫的周期理论，认为它同样适用于中国经济增长。也就是说，本轮平均每年高达9.7%的增长周期还可以持续二三十年。钟情于比较优势且对中国经济一向保持乐观态度的林毅夫就曾预言：由于中国人均收入与产业国际分工水平较低，升级空间非常大，投资机会也非常多，因此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完全可以保持9%以上的高速增长。

  对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现实性与可能性，笔者一点也不怀疑。但在预测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是，今日中国的增长基数早已不是三十年前的3000亿美元左右的经济规模了，而是已经扩大了16倍以上。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历史过程看，显然，中国经济若要在后续三十年继续求得类似增速，无疑是超高难度的命题。即便通过各种途径实现了高速增长的目标，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简单追求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倘若中国经济真的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早在几年前就跨过了“刘易斯拐点”，则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之后，有可能会迎来痛苦的爬坡期。

  而今，不少人更担心中国是否患上了巨型经济体综合征，即，经济增长失衡，泡沫现象严重，财富分配不均，产业升级难以突破。尤其令人忧虑的是，与当年的日本一样，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出对房地产业的高度依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业已经深度嵌入到中国经济的绝大多数毛细血管中，这既是财富积累的快速通道，更是经济畸形的最大表征。这些年来，财富繁殖能力超强的房地产成为政府和各类资本追逐的对象。以至于传统工业大有成为市场弃儿之势；即便是曾经的工业新宠——高科技产业，也由于其高投入高风险使得部分工业资本逐渐对其失去兴趣；甚至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能源等，也由于金融资本的深度介入而面临自身价值链的扭曲。客观地说，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中国经济繁荣的重要支点。但作为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的新兴经济体，如果在实体经济基础不很巩固且金融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就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风险极大的房地产领域，无异于饮鸩止渴。可能正是由于担心房地产泡沫最终破灭可能引致系统性经济崩溃，中央政府最近才痛下决心着手整治房地产秩序，以期化解房地产泡沫，改变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力求避免中国经济重蹈日本覆辙。

  笔者认为，某种意义上，房地产业的亢奋和对财富积累的贡献只是中国迈向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动感符号；而世界工厂的角色担当，也只是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一种路径安排。

  对于一个非常欠缺自主品牌又很少掌握定价权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尽管头顶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光环，但细细算来，其战略价值并不如想像中的那样大。以美中贸易结构为例，表面看来，中国是最大获益方，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打工者。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2%至3%。即便是大宗的机电产品出口也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而且多是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所生产。明眼人都知道，波音、摩托罗拉、IBM、英特尔、宝洁、可口可乐等跨国公司才是最大获利者。因此，所谓的中美贸易失衡，尽管可以简单地从数字上分析，但更应站在价值获益的角度来解剖。基于后者的分析，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由于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领域，企业普遍缺少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严重依赖国外的技术创新，因而盈利水平受到严重限制和挤压；与此相反，在华美国跨国公司通过产品链条内的垂直分工，在中国投资生产低附加值零件和整机装配，同时进口凝聚技术精华的高附加值部件，并拿走了大部分利润。因此，中国加入WTO后，尽管对美出口快速增长，实际分工地位却不升反降。如今，美国紧抓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放，就是看到中国出口企业在全球产业链的代工（OEM）格局下对汇率稳定高度依赖的弱点，来敲打中国经济的敏感神经。

  因此，中国要迈向一流经济强国，既需要通过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来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更离不开对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高端产业的冲锋陷阵。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在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应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质量的技术改造引领产业结构整体升级。现阶段，某些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企业理应在承接国际技术转移的基础上，通过自主创新，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获益程度。另一方面，中国应着眼于本次金融危机结束后全球产业可能重新洗牌的机遇与挑战，着力提升金融市场、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等专业服务能力，强化金融服务、技术供给和运营管理功能，特别是管理全球供应链的能力。倘能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在关乎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形成能支撑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周期的高端产业群则可期。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