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翔

  在韩国釜山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经过周末两天的磋商之后发表了简短的声明，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两点变化：首先转变了4月时与会各国关于应继续财政刺激政策直至经济复苏到更为可靠的阶段的论调，转而鼓励各国政府结合自身情况，执行赤字削减计划，实行平衡财政政策。第二，英美关于征收银行税的计划未能在G20各国达成共识，因而未能针对此项举措采取共同措施。从这两个变化，人们可以得到非常有趣的结论。尽管欧洲债务危机最终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这场危机本身却会改变各国政府在危机后亟须调整的政策改革步伐，给全球的复苏之路平添了一些变数。正如笔者之前一直强调的，真正的复苏在于全球密切的政策协作，以及消弭国际间的不平衡。任何时机上的延宕，都足以导致严重的政策后遗症。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已经不存在孤立的政策，唯有团结一致的政策协调，方能收获最大的政策效果。现在可以预计，美国本月会将一揽子的金融改革建议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但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加深的情况下，美国的监管建议和欧洲取得一致的可能性在逐渐减少。甚至在欧洲内部，针对金融改革的建议也始终争议纷纷，德，法，英之间莫衷一是，难以取得一致性的共识。世界主要经济体政府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把应对短期冲击的政策灵活性，与结构性调整的政策长期稳定性协调起来，从中获取一个政策适用的平衡。相比2008年次贷危机之时，各国政府的应对危机的水平和决心已大有进步。但是，相对于把全球经济重新拉回繁荣增长的轨道上的政策需要，各国政府仍需要进一步的协调政策步骤，更加坚定推进结构化调整，不能错失政策转型与调整结构的时机。对欧盟而言，一揽子救助方案不过是应对债务危机的权宜之计。最终解决危机的办法，还在于确立欧洲统一财政制度和寻觅新的经济拉动引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应该改变各国政府既定的长期政策轨迹。

  对我国而言，欧洲债务危机的主要挑战就在于汇率。欧元的不断下挫，使得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时间窗口也不断的依次延后。实质上盯住美元的人民币也被动的相对欧元不断“被”升值。在当下的宏观背景下，政府要有调整政策的勇气，果断的推进汇率制度的调整，再不能错失政策调整的时间窗口，否则不仅面临国际上的压力，也无助于调整我国国内的产业结构。继续将人民币实质上盯住美元，只能是我们的贸易政策在国际上变得更加被动。不仅无助于解决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更会招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在政治上被动。在经济上也无助于我国国内的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或许因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我们的决策者在推进汇率制度改革上更为慎重。但是这种谨慎，不应成为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阻力。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地改变经济的增长结构，对扭曲性质的出口拉动促进增长的“瘾”必须戒除。笔者以为，汇率制度的调整，当是这个过程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国内的民工荒，以及最近时有发生的劳资纠纷，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现有的出口拉动型政策拉响了警号。我国原有依赖低劳动成本的低附加值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维持。中国未来发展的基础在于能把GDP过去的增长转化为居民真实可用的财富增长，这是刺激内需能够成功的唯一条件。非如此，就不能实现我国经济由外向到内向的成功转身。真正的刺激内需，仅仅是喊口号是无济于事的。好的政策意愿和好的政策效果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日前又有人保部官员提出我国也有能力在5年内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假定真的能把这项政策付诸实际，则无疑将奠定我国内需腾飞的真正基础。

  相应的，在教育，医疗，养老金等配套工程的改造也是必不可少的。增进社会公益，缩小城乡差距，强化社会公平等解决民生问题的措施，会在很大程度上带来解决经济问题的额外收益。在经济政策陷入两难之际，尝试用社会政策，来解决民生问题，会有意想不到的收益。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