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涤

  近来与几个“投资股票老手”朋友聊天，发现他们对自己该出手时太过于怕、该收手时又太过于贪造成的失误，大都懊恼不已。因此觉得，探寻一下人类行为的内在驱动结构，对理解人们在市场青铜法则之下的“怪诞”行径，甚至控制自己避免做出“非理性”的决定，或许会很有帮助。

  其实，个人的决策是在其内在众多的“小自我”的角逐之下形成的。基于脑神经科学研究的突破，认知心理学证实，一个人的“自我”远远不是简单统一的整体，而是由许多个“小自我”组成。它们彼此相对独立，挟持着各自的资源和逻辑，追求各自的核心欲念，积极竞取脑的代表权，甚至“劫持整体的我”来扩张它自己。可以说，“我”处于“多头执政”的局面。

  例如，出于健康或美观的考虑，你意图减肥，并决定让偏好锻炼的小我来主导自己的行为；可一上餐桌，看到令胃口大开的美酒佳肴，主持食欲的小我便迅即抬头，把减肥的小我踢下台，硬是变成了你的代表。你的减肥计划于是分崩离析。又如戒烟，按理，追求健康的“小我”较好地代表着“我”的长期利益，却往往斗不过追求烟瘾满足的“小我”。烟瘾的小我所诉诸的理由是，吸烟酿成肺癌过程漫长，而且还不一定，而烟瘾却在当下！当下的欲念要比长远的欲念强烈得多。不过，要是医生告知某烟民，他X光胸片上的阴影很可能是癌变，戒烟就立马会变得容易得多。在时效上，戒烟和烟瘾两种欲念变得对称起来，当下病死的威胁足以驱除当下烟瘾满足的欲念。

  人工智能想设计出精良的电脑来模拟人脑的智慧，这里不妨反过来，用电脑的机制来解说人脑的实际运作：人脑加载着许多应用系统，每个应用系统有其特有的功能、目标、运算逻辑、信息库，等等，它们都积极谋求掌控整个系统，起码成为前台的主系统来占据主导地位。要说一个人有表里如一、前后一贯的“自我”——即他之所以为“他”的话，那是指他众多的应用系统有着相当稳定的轻重缓急的优先排序结构。然而，要一个人始终能够“一以贯之”，却是高度困难。

  局限于人脑的认知能力，重大但长远的利益会显得模糊，容易被琐屑的近期利益所掩蔽。这种例子在市场经济活动里比比皆是。例如，人的储蓄和投资行为，在经济理论模型里被假设为“理性的自利决策”，经常会遭到扭曲。理性的理财策略告诉我们，年轻时量入为出，尽早开始积蓄进行合理投资是有利的。它能让时间和复利为你服务，在你的劳力逐渐衰退接近退休时，积年的投资就能通过钱生钱来继续替你效力。然而年轻人很难充分感知它的真实重要性，在他们看来，退休是三四十年开外的事，遥远的“我”非常朦胧，简直就不是“我”，为什么要为之牺牲眼下的“我”的消费快乐呢？

  从另一个角度，人们也不容易充分理解通货膨胀对货币真实购买力的长期销蚀，以为只要自己的积蓄在银行账面存在着，就是安全的，从而片面夸大了投资理财的风险。你不妨做这样的比较，父母在1979年积蓄的1000元，而眼下的购买力最多才值120元，难道值得他们当初如此含辛茹苦吗？

  的确有所谓“情商”超群的人，他们的理性倾向高出平均水平。一个著名的案例是斯坦福大学在40年前所做的长程调研。实验要求孩子独立做出选择：给孩子一块非常好吃的糖，如果他能克制一段时间（譬如两小时）不吃，就可以有多得一块的奖励。孩子在没有其他人的小房间里，独自面对着那块糖，他将如何举措则被隐藏的摄像机记录下来。结果发现，能够克制自身短期欲念冲动的幼孩日后成功的几率（无论是高考的成绩，拒用毒品率，还是投资回报率），要高出屈从短期欲念冲动的人许多。

  天生的理性倾向固然是一个因素，但理性的行为是可以后天习得和塑造的。长期而有纪律的修炼，读好的书、参加高质量的培训、与有历练和智慧的人交流，都是有效的方法。

  本篇所要传达的信息，是要了解“理性”的局限。由于人脑“多头执政”的非理性结构，人类的理性行为远非水到渠成的事情，“理性”对主张形形色色欲念的诸多“小我”的统御因此就是一种脆弱的平衡，是一种颇为难得的德性。我们得明白这种限度。假如说，你志在减肥，就该回避应酬，免受美食的诱惑；你自问不是陶渊明，就先不要醉酒，否则难免乱性；如果你自问不具备赌徒性格，那就千万不要入局做短线炒作，否则迟早会被拔毛甚至剃了光头踢出局。

  现在我们知道，因为人脑原本就有着其“非理性”的结构，要长期坚持“理性”投资决不那么简单。如何才能达到巴菲特那样的理财境界，在别人过分畏缩时果决进取，在别人过分贪婪时反而审慎退让？怎样像巴菲特那样，有效协调“怕”和“贪”这两种相反的“小我”，把它们置于具有更高权威的“小我”的统御，相得益彰地协调配合，确实值得大家琢磨的大事情。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协会（南加州）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