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 ○主持 于勇

  最近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此起彼伏地发生了多起劳资纠纷事件。最后的解决办法，也往往是以资方普遍对员工上涨20％左右来为劳资争议收场。当这些劳资纠纷伴随着沿海各个城市最低保障工资的出台，以及最近不时出现的“用工荒”被广泛报道时，不少专家对工资水平的普遍上涨而忧心忡忡，认为这无疑会揭开中国“工资－物价”正反馈的潘多拉魔盒的盖子，把我国宏观经济送上又一轮通胀的轨迹。加上宏观调控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二次探底的焦虑，滞涨的前景几乎已成定局。更有西方的媒体认为廉价的“中国制造”已再不可得。中国这一过去以自己廉价的商品和服务为全球低通胀格局做出主要贡献的经济运行模式将会从根本上得到逆转。中国将成为主要的通胀输出国，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道路平添若干变数。

  但是，上述悲观的言论却缺少了逻辑上的最重要一环。它们忽视了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特殊个性。经济学上的一个普遍规律是扭曲的价格因素在长期必然要得到纠正。对于中国这个个案而言，由于历史和经济结构因素带来的中国劳动力价格的长期扭曲必须得到纠正。以压低劳动要素报酬支持起来的所谓“世界工厂”并不能让我们的经济获得可持续的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永动机”。一个赋予劳动者应有尊严以及合理报酬有保障的劳动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中国的有效劳动力因素，实现经济结构的质的转变。

  货币主义学派的首要信条“不管何时何地，通货膨胀都是一个货币现象”。货币主义学派的最大问题就是他们只看到了结果，却忽视了造成结果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决定通货膨胀的因素，过去，现在乃至将来，仍然是一个国家的单位劳动生产率。与其说西方发达经济体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高增长，低通胀”是受益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贡献的廉价商品，倒不如说是科技不断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科技进步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多、快、好、省的更高产出，从而也大大舒缓了通胀的压力。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衰退阴影袭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在衰退的阴影下迎来了一波“去杠杆，去库存”的痛苦调整。而各国政府也纷纷推出各种版本的刺激方案，用政府信用来补上私人部门信用缺失带来的漏洞。但是，大规模刺激方案并不注定就会成为新一轮通胀的诱因。事实上，当下全球经济的主要风险，不是通胀，仍然是通缩。这也是最近欧洲央行，和美联储所不断向市场释放的信号。解决当前问题的根本措施，依然在于能否发现刺激经济长久增长的路径以及方案，这也是最近欧债危机唯一的可靠的长期解决方案。

  对中国而言，当下最大的问题是经济转型。尽管我们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推出了四万亿的刺激方案，但这个刺激方案也并不注定转化为通胀压力。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调整结构，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寻找经济长期增长的新的引擎。当下，最有可能担当这一重任的，就是内需了。

  从产出增长的角度来看，无尊严的劳动者很难迸发出创造能力，“血汗工厂”式的运营模式，也已经到了难以维系的程度。从需求拉动角度，一支有保障，有尊严的劳动者大军，也将成为居民消费主体的主力军，他们的收入的提高将极大释放我国居民的购买力。由此可见，不论是产业结构升级，还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改善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和薪酬安排都是至为关键的奠基性的一步。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给予我们劳动者与其贡献应有的待遇而释放出的劳动生产率，辅之以正确的经济结构调整，足以将我国的经济推入另外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宏观经济的蜜月期。在下一个十年，以藏富于民为基础的国富民强将不再是奢望。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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