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伦敦金融城政府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傅思途

  ⊙记者 朱周良 ○编辑 于勇 颜剑

  用伦敦金融城新闻官的话说，傅思途（Stuart Fraser）就好比金融城的“市委书记”。如果说一年换一次的市长是金融城的“形象代言人”，那么身为伦敦金融城政府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的傅思途则扮演了金融城“总指挥”的重要角色。40年前就开始在金融城工作的他，现在领导着这个全球领先金融和商业中心的最高决策机构——政策与资源委员会，全面负责金融城的战略规划、资源调配及政策制定等事务。

  在2010年陆家嘴论坛召开前夕，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了傅思途，分享他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及危机后金融改革的权威见解。

  上海证券报：能不能谈谈金融危机后金融城的监管改革方向？

  傅思途：就英国来说，最近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当数金融服务监管局（FSA）的取消，后者的主要监管职能将被并入英国央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跟卡梅伦政府的上台有关，因为这是他们一直以来主张的一项改革措施。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的监管不力备受诟病，因此，许多国家纷纷开始扩大央行的监管权力，比如美国就加强了美联储的监管权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监管更加扁平化，缩短信息沟通的时间，提高监管效率。

  就我们来说，FSA尽管将被分拆，但也不会很快消失，估计要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今后，FSA将成为英国央行的一个下属机构，其今后的主要职能是保护消费者权益和打击金融犯罪等。

  上海证券报：对中国这样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国家来说，您有什么建议以便我们可以在未来不遇到类似的重大危机？

  傅思途：在这轮危机中，尽管欧美出现了严重的银行危机，但亚洲很多国家并没有类似的问题，这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国家的金融服务市场还在发展之中，没有达到很发达和复杂的程度。

  本质上而言，即便是再完备的金融监管机制，也不可能完全杜绝风险的发生，这方面的一个最好例子就是美国。美国被公认为是金融监管最发达的国家，但这轮危机恰恰从美国源起。

  所以，关键还是要改变企业经营的过度冒险文化，要让金融从业者对过去的危机有深刻的记忆，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

  就中国来说，我认为最可行的做法是引进那些经历过危机的从业人才，从别国“移植”危机的记忆，这会有助防范危机的发生。

  上海证券报：今年您给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带来哪些建议呢？

  傅思途：我的建议还和前几年一样。我想上海市政府很清楚自己要的发展方向，所不确定的只是前进步伐的快慢。当然，现在也有一个真实的风险，就是推进太快，以至于超过了自身的知识基础。

  就发达市场的经验而言，我认为上海还可以在航运金融方面有更大的发展，上海有很大的港口，但相比之下上海在航运金融方面的规模却太小，有很大发展空间。

  现时，我认为上海最需要做的是增强自身（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的知识储备。鉴于上海提出的建设金融中心的时间表，我认为达成目标的一个最有效途径，就是引进相关的人才，这也是伦敦和其他金融中心的成功经验。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大学教育和机构培训等途径加以补充。

  我从来不怀疑上海的雄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的确需要一个强大的金融服务业提供支持。但我也一直建议，不要操之过急。因为步子太快往往容易犯错，世界经济很复杂，金融服务业也很复杂。所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多步骤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如果你看伦敦金融城，我们的很多土地其实是外国人所有的，我们有300多种语言，很多外国人住在伦敦。如果不是因为大量引进外国人才，伦敦不可能实现今天的成功。

  上海证券报：英国刚刚提出了几十年来最严厉的财政紧缩计划，很多其他欧美国家也出台了类似计划，您认为这样的做法会不会对经济增长带来影响？

  傅思途：各国纷纷采取财政紧缩的最直接影响，是经济和贸易活动的降温。伴随着失业率的高企和税收的增加，消费开支会出现下降，这对于那些对西方出口较多的国家比如中国，会导致出口的明显下降，而人民币的汇改更是可能加重这方面的影响。我认为，在财政紧缩的大背景下，西方私营部门的需求不足以抵消掉政府开支的削减。

  从另一个角度说，现在可能恰恰是中国经济加快转型的好机会。当然，这样的转型对西方国家来说短期并非什么好消息，因为那里的消费者可能无法再像以往那样享用来自中国物美价廉的进口品，而且西方国家还可能面临输入型通胀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