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邓聿文

  作者系

  《学习时报》副编审

  在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探讨中，日本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常被拿来作为一个参照。上世纪50年代末，日本经济进入“锅底萧条”阶段。萧条暴露出日本经济存在双重结构、过度依赖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个人消费不足等诸多问题。这与今日中国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借鉴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做法与经验，对做好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确实有必要。

  简单说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指在一个相对确定、较短的时期内，通过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效率和效益、显著提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建立健全政府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机制等方式，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目标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方案。日本在1960年12月启动一个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结果至1967年提前三年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生产年增长率为10.5%，到1973年公民收入翻了2倍。

  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以提高收入为目的，以扩大有效需求为增长源，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为提高收入源，建立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关系、运行体系。就计划所要达到的目的、涉及的领域、采取的措施以及最终结果来看，它其实是一次整体经济的大转型，是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从此，日本跃升为全球经济第二大国，正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俱乐部一员。

  我们今天解读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出来，即不要望文生义地以为日本只是在分配领域实行类似中国曾经拟议的“限高、扩中、补低”一套增加收入的措施。提高国民收入虽是整个计划的最终目的，但其前提却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以，日本除了收入计划之外，还有经济发展计划，通过大规模投入研发，应用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步实现企业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

  为此，日本采取了引导国内储蓄转为投资，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人的自主能力与发展科学技术，帮助中小企业现代化等有助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措施。事实上，包括充实社会资本、实行最低工资制、推行社会保障、增加农业者收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等在内的收入倍增计划中的这一系列保障国民收入增长的政策，也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在日本实行的诸多经济增长政策中，核心是提高企业设备投资。为引导企业投向机器设备，日本甚至不惜控制外国投资的规模；制定中小企业基本法，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中小企业的设备现代化和专业化生产；以减税、加速折旧等确保企业更新设备的资金和积累自我资本。实行预算平衡，使政府开支不影响私人投资。可以说，企业设备投资是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凭借积极的设备投资，日本经济的产业结构迅速转化为以高附加值生产领域为核心的结构形式。

  经济的高增长也带来了高就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提高国民收入与增加就业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矛盾。因为企业为规避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冲击，通常会采取裁员的方式削减人力资本。日本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办法就是大力发展经济，只有经济高速增长，就不怕失业问题。这也是日本把增加国民收入建立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的原因。这就需要给企业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正由于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其失业率一直保持在1%以下。

  这就提醒我们，要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不仅要着眼于分配本身，改革收入分配体系，更要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在兼顾企业发展与劳动者薪酬方面，必须通盘考虑，不仅赋予劳动者博弈的工具，即制定收入公平分配的基本原则、规则和制度，强化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经济转型期，善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

  所以，对中国来说，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除了对企业实行一般的减税、降息外，还要求政府必须向企业提供良好、有效的公共服务，特别是要进一步放松管制，开放市场，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行政垄断的行业，给予各类企业平等的市场发展空间，以促进经济繁荣。同时，鉴于各级政府集中资源的能力非常之强，有必要收缩政府财政在GDP中过大的比重，还利于企业从而最终还利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