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连续近20年的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双顺差”、外汇储备高居世界之冠让中国摆脱了时时困扰其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危机，也给中国带来了宏观经济平衡的“冲销”压力，更给舒默之辈西方政客提供了要求人民币汇率立即大幅度升值的借口。其实，只要深入探究中国国际收支、特别是贸易收支构成，就不难发现其脆弱性仍不可忽视。

  首要的脆弱性在于，中国贸易顺差绝大多数来自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而不是内资企业的一般贸易，中国从中收获的不过是一点可怜的加工费。今年1至5月，中国出口5677.4亿美元，增长33.2%，这一增幅被外界某些势力解读为人民币必须大幅度升值的强有力依据，其实，且不提这一貌似可观的增幅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在去年同期危机高潮时低基数上的恢复，其中一般贸易出口增幅也只有32.5%，低于出口增额增幅；导致一般贸易项下出现381.3亿美元逆差，2009年同期则为顺差119.6亿美元。也正因为一般贸易收支从顺差转为巨额逆差，尽管前5个月加工贸易项下顺差达到1100.8亿美元，增长12.6%，但同期总体顺差仍下降了59.9%。我们不难理解中国上述贸易收支格局的风险。相比之下，无论是1985年《广场协议》之前的日本，还是今天的各主要发达国家，都是依靠内资企业通过一般贸易途径出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品赢得贸易顺差的。

  也正是由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主导两大特征，在这个全球供应链的时代，倘若按照增值标准衡量，中国的贸易顺差规模理应比按现行标准统计的数据大大缩小。这一点，学术界是有共识的，世贸组织近期又对此作出了定量分析。按照世贸组织的结论，按照增值标准衡量，现行标准统计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被高估了一倍。

  中国对外贸易的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主导两大特征，还进一步对资本项目收支构成了潜在风险。在直接投资项目下，包括汇率升值在内的成本上升压力正在驱使一部分和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努力寻求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外资投资企业上千亿美元的巨额留存收益，更有可能因一起两起突发事件而在短时间内集中外流，进而对中国国际收支和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冲击。正因为如此，我才称这种资本流动为“类短期资本流动”。

  在证券投资项下，组合投资的波动性及其对东道国经济的冲击，世人早已有目共睹，尽管中国金融服务业开放度不高，但投机性资本完全可以假货物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渠道改头换面出入中国市场。固然这两年来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资本流入是主流，但只要以美元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彻底更改，发展中国家就时刻面临潜在或现实的国际收支危机风险，中国就随时可能面临投机热钱流动大规模逆转的冲击。而美元的货币霸权又立足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霸权，要动摇、彻底更改它绝非易事。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元何尝不显得虚弱？一旦次贷危机从美国国内危机陡然升级成为全球危机，全球投资者们就纷纷“逃向美元”，贸易逆差国也纷纷被列为候补“主权破产”国家。假如某个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因资产泡沫破灭等原因而暴发货币危机，即使中国经济基本面尚好，金融市场上的“唤醒效应”也将驱使投资者在恐慌之中争先恐后夺路出逃。假如某个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果真二次探底，母公司危局也将逼迫投机资本纷纷回流。从前两年韩资企业接二连三半夜出逃，到危机高潮时外资流入锐减，我们都看到了这一点。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