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募基金哪里去？”系列报道之六

  中国资产管理行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的春天，也进入了群雄逐鹿的年代。面对阳光私募、券商自营和集合理财、保险资金、企业自有资金投资的日益壮大，公募基金“带头大哥”的地位开始动摇。

  在公募基金的规模和业绩均处于“低潮期”的2010年，部分阳光私募“逆势”迅速崛起，甚至已经赶超过一些公募基金公司。然而，更让业内担忧的是，至今为止，中国基金业仍是一个“特许经营”的行业，如果有一天放开管制，基金业又将会是一种何等的局面呢？

  无疑，公募基金面临各方挑战，已经发展十余年的公募基金如何寻求新的突破口，获取可持续发展之道？本周《基金周刊》予以关注。

  ⊙本报记者 吴晓婧

  投资思路“谋变”

  2010年已经走过一半，整个A股市场不断陷入了“测不准定理”。频频踏错市场节奏的公募基金，上半年交出的成绩单可谓十分“惨淡”。

  据天相数据统计，上半年开放式股票型基金平均亏损为21.57%，混合型基金平均亏损16.23%。整个股票方向基金中，嘉实主题成为唯一一只实现正收益的基金。

  虽然公募基金整体上依然跑赢了上证指数，不过，如果将上述数据与阳光私募的成绩单对比，恐怕，公募基金上半年整体表现难以谈得上令投资者满意。

  上证指数从去年年底至6月24日下跌21.33%，据朝阳永续统计，期间，550只阳光私募产品年内净值增长率为正的数量是162只，占比近三成。

  在部分基金业内人士看来，将公募基金与私募基金进行比较，无异于苹果与梨的对比，两者在投资思路、产品设计上截然不同。不过，在证券投资市场恰逢群雄纷起的战国时代，面对私募基金的崛起，在业绩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公募基金难以避免陷入“信任危机”的尴尬境遇。

  事实上，自2008年熊市公募基金跌下“神坛”，重视相对排名，相对收益的投资理念已经开始不断遭遇市场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公募基金业内已有部分基金经理投资思路开始“求变”，在招商基金研究部总监陈玉辉看来，“重视绝对收益策略也可能是公募基金投资未来的发展方向。”

  陈玉辉认为，公募基金的投资策略向来受排名压力影响，而现在公募基金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包括私募、券商的自营和集合理财、保险资金、企业自有资金投资，甚至还有基金公司内部的专户业务等，这些竞争对手的投资均偏向于绝对收益策略，而且资金规模已经与公募基金规模越来越接近而成为市场的另一主力，这些都将促使公募基金投资思路发生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公募基金内，早已存在一批以绝对收益心态来做投资基金经理。例如明星基金经理王亚伟、金鹰基金原投资总监龙苏云以及信达澳银股票投资部总经理曾国富等等。

  曾国富坚持认为，以绝对收益的心态投资换得的业绩未必会比别人差，其相对收益也不会落后同行。这种绝对收益的心态使其对每一笔投资都十分看重。“我必须判断每一笔投资都可以赚钱，这样我才会去投资。”

  事实上，就今年的市场态势而言，由公募基金转战私募的北京鸿道投资总经理孙建东认为，“没有绝对收益的股票最终也不会有相对收益”。

  战略布局“延伸”

  基金业发展十余年，在公募基金数量迅速扩张至近700只的同时，该领域已充满了竞争，竞争成本急剧攀升。

  “公募基金的生存环境在不断恶化！”记者采访中，上海多家小型基金公司总经理发出如此感慨。

  尽管新基金发行“如火如荼”，但多属于“拆东墙补西墙”，新基金发行“以新替老”的格局导致近年来总份额并未见上升。2010年上半年市场下跌带动基金净值折损，加上基金份额遭遇赎回，短短半年间，公募基金资产规模缩水就高达5505.74亿元，基金业资产总规模再度下降逼近2万亿元关口。

  “在现有制度下，公募业务的发展遭遇诸多瓶颈”，成为基金公司共同的感慨。然后，制度的变革非一朝一夕，绕开“红海”寻找非公募“蓝海”，将战略布局延伸至“非公募”业务，则成为大、中型基金公司共同的选择。

  南方一家一线基金公司副总坚定地认为，“大力拓展专户业务，会是该公司的主要发展方向。”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专户客户定位为中国高端理财人群，如果以海外专户业务占比规模计算，其业务规模可能会达到五千亿元以上。”

  事实上，随着基金“一对多”专户的推出，基金公司专户业务开始蓬勃发展。

  近期中行转债的发行使得基金专户实力得以暴露。据公开信息统计，在中行转债网下获配账户中，基金“一对一”和“一对多”专户产品合计高达152只。动用专户数量在10只及以上的公司达到8家，易方达、嘉实、华夏分别动用18只、17只和15只专户参与，此外，博时、工银瑞信、交银施罗德、国泰、建信等5家公司出动专户数也均在10只以上。

  此外，基金公司一度热衷追逐的企业年金业务也遇上了“版图”扩张良机。记者从权威部门获悉，2010年1季度我国企业年金组合数量为1216个，资产规模达到了1871.7亿元，较2009年末分别增长了14%和15%。

  而世界银行则预测，至2030年，中国企业年金规模将高达1.8万亿美元，约15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三大企业年金市场。面对这片巨大的“蓝海”，有着太多的机会等待公募基金挖掘。

  面对如此广阔的市场空间，基金管理的企业年金规模也悄然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态势。以海富通为例，2006年，该公司企业年金规模仅1.15亿元；2010年1季度，实际进入运作的企业年金资产已经达到110亿元四年间，海富通管理的企业年金翻了近100倍，而这只是国内基金公司“打理”企业年金市场的一个缩影。

  上海一合资基金公司非公募业务总监透露，国内基金公司目前负责“打理”的企业年金规模已超过1000亿元，这笔庞大的资金主要集中华夏、博时、嘉实、易方达、海富通和南方基金等6家基金公司手中。

  此外，目前国内社保基金的国内投资管理人共有十家机构，据某社保基金人士透露，管理社保基金规模在几百亿的公募基金公司并不在少数。凭借专业的国内市场投资经验和管理能力，国内已有多家公募基金成为众多海外知名机构投资中国的咨询顾问。以海富通为例，截至今年1季度，该公司投资咨询业务规模已经超过250亿元。

  寻找“非公募”业务的“蓝海”，使得一些基金公司的非公募资产管理在规模上紧逼甚至超过公募业务。据了解，海富通、鹏华、长盛、招商、工银瑞信等基金公司均有这种趋势。

  人才争夺“升级”

  无论投资思路、战略布局如何衍变，资产管理行业始终是个以“人”为核心竞争力的行业。然而，当中国资产管理行业步入爆发式增长后，对于人才的争夺之战开始升级。

  公募基金、阳光私募、券商、保险甚至一些大型企业，均成为资产管理人才争夺战的“主角”。在多方面因素下，公募基金的投资精英相继流失，明星基金经理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一则“王亚伟不再担任华夏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的消息再度触及业内敏感的神经。

  对于明星基金经理王亚伟而言，有人说，他是华夏的标杆，更是公募基金的旗帜。然而，随着最早一代基金经理的纷纷离开公募基金，继续“留守”公募的王亚伟多少显得有些“孤独”。卸任华夏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对于这一消息，虽然公司表示这一安排有利于王亚伟专心致志做好基金管理主业，但还是引起了不少人的担忧。

  上投摩根吕俊、工银瑞信江晖、华夏石波、嘉实王贵文、易方达梁文涛、广发何震、信达澳银的曾昭雄、南方王宏远、交银李旭利、嘉实王鹏、泰达荷银李泽刚……曾经公募基金的明星们纷纷“出走”，而这一长串名单，还在延续。今年上半年，华夏明星基金经理孙建冬离职，其新身份是北京鸿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原工银瑞信副总戴勇毅离职同样创办了一家阳光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之前，曾任工银瑞信权益投资部副总监的张翎也投入“阳光私募”的怀抱，在上海创办明河投资，并出任公司总经理兼投资总监。

  除大批明星基金经理淡出公募基金外，关于基金公司老总意欲“出走”公募基金的传闻也风生水起。据了解，南方地区某基金公司总经理和上海地区的3家基金公司均在年初相继传退出公募基金行业的消息。

  面对公募基金人才的迅速流失，一些基金公司的高管大声疾呼，“我们要股权！”，要求管理层允许实施股权激励，以留住关键人才。上海一合资基金公司总经理对记者表示，“如果现有制度得不到改变，会有更大的离职风暴。”

  激励机制的考量，的确成为公募基金核心人物选择去留的主要因素。“公转私”的李旭利曾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态：“如果没有股权，我是不愿意长期干下去。”同样成功转型的来自上海凯石投资总经理的陈继武也在一次公开场合表示，除了企业文化不同外，阳光私募行业的激励机制对于公募行业人士是极有吸引力的。而且，私募行业不会“拿客户的钱开玩笑”，这就使得该行业需要有更为完善的激励机制安排来获得高层次人才。

  事实上，除了激励机制外，公募基金较为单一的考核制度同样成为基金经理出走的原因之一。很多基金公司在对基金经理的考核与激励制度中，都把基金当年的业绩表现在同类基金中的排名作为主要依据。“这直接导致基金投资中重排名、轻视业绩比较基准的现象，这是基金羊群效应愈发严重的根源，也是基金经理感到压力巨大、缺乏归属感的主要原因。”

  国联安基金总经理许小松曾说：“中国基金业的制度优势已转变为制度劣势。”或许，对于已经走过12年的公募基金而言，变革已经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