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斌

  日本媒体稍早时候披露了日本顶尖企业高管的收入，引起了社会上下不小的震动。

  众所周知，日本原先是以一个收入相对平均的国家闻名于世的，曾有“一亿国民皆中流”一说。但前些年随着小泉执政时期不断推动的所谓“改革”，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引发了广大国民的强烈不满。以日本国税厅此前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2007年日本工薪阶层的平均年收入仅为437万日元，居然比10年前减少了30万日元。而与此同时，企业管理层的收入却增加了20％，而股东的红利更是翻了两番之多。在持续的低迷状态下，各企业为降低成本，想方设法减少开支，尽可能招收临时工来取代正式员工，以致在这10年中临时工的比例猛增了10.4％，达1737万人之多，占到全体企业员工的34％，超过了三分之一。由于临时工急剧增加，所以日本目前年收入在200万日元以下的多达1032万人，比10年前猛增了218万人。而与此同时，年收入超过2000万日元的高收入阶层，却从14.9万人猛增到22.1万人。如此两极分化的状况，对习惯了收入相对均衡化的日本人来说，显然难以接受。而日本各届政府多年来对此无能为力，这成了引发去年日本政坛“变天”的原因之一。自民党由此失去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党地位，沦为在野党。不过，从民主党上台以来的表现来看，对改变这一趋势也没有什么高招，再加上其他原因，鸠山上任后支持率一路走低，以至在首相位置上才干了八个多月就不得不卷铺盖走人。

  根据最新披露的企业高管收入统计，去年收入超过1亿日元的日本企业高管已达278人，名列榜首的是日产汽车公司的外籍老总戈恩，他的个人总收入为8.9亿日元。紧随其后的索尼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霍华德，个人总收入也在8亿日元以上。在名列前茅的高管中，还有一些来自欧美国家的企业精英。这与他们原先的薪酬水平就很高不无关系。而排名靠前的日本人企业高管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企业的创始人，是他们一手将企业发展到目前的这一水平。因此，他们自认为领取这样的薪酬是“问心无愧”的。

  这278名“亿万富翁”的平均年收入为16625万日元。从行业来看，批发和零售业的高管人员最多，该行业大多为家族企业。与此同时，日本全国上市企业高管的平均年收入也高达2500万日元，为工薪阶层平均收入的5.7倍。为便于读者比较，日本媒体还一同“晾”出了日本社会的其他“高收入者”：日本银行（央行）行长白川芳明去年的收入为3492万日元，比前年减少2.4％，首相菅直人去年的收入为2273万日元，国会议员去年的平均年收入为2223万日元，也比前年降低了259万日元。至于各地方领导人的收入，最高的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为2389万日元。最低的是熊本县知事，905万日元。

  对于企业高管薪酬在员工收入不断走低的同时出现如此明显的上升势头，广大企业员工显然是难以接受的。因为企业的效益根本没有出现相应的提高。在企业员工的薪酬出现下降之际，企业高管的收入却在向美国看齐，社会公正又从何谈起？因此连日本金融厅高层也对此颇感意外。这次之所以公布这一排行榜，是因为过去这一块始终是“黑箱操作”，工薪阶层根本无从了解高管的薪酬到底多高。这么一公布，企业高管的收入究竟是否与企业的效益同步，企业员工和全社会都能一目了然。

  企业高管对将他们的薪酬如此“透明”，自然啧有烦言。一家企业的老总就非常不满这一做法，直言此举对提高企业管理透明度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还有些企业高管则要求将公布的门槛提高，例如提高到3亿日元以上，这样就可以使许多高管不至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此外，在企业高管心目中，虽然他们的薪酬从日本的平均水平来看确实不低，但与美国同行同门比起来不免小巫见大巫。美国企业高管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也即在1亿日元以上）的大有人在。如果日本的企业高管薪酬被压得太低，根本就无法吸引美国的高管前往日本企业就职。

  过去，日本每年都要公布纳税超过1000万日元的纳税者的名单，其中的歌星和球星总是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从4年前起，出于保护个人隐私的考虑，这一排行榜不再公布。日前公布的企业高管收入排行榜，虽然并非根据法律，而只是政府的一道命令，但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提高透明度，来加大社会和舆论的监督力度，以避免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平心而论，就日本上市企业高管的平均年收入来看，也就是企业员工平均收入水平的5.7倍，丰田公司作为世界名列榜首的制造业企业，其老总的年薪也就1亿多日元，相当于工薪阶层平均收入的三四十倍。比起许多国家来，远远算不上高得离谱。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信息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