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红漫

  一路高歌猛进的银信合作，因银监会全面叫停银行人民币理财对接信托业务而遭遇“急刹车”。据报道，银监会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主要是担心急剧膨胀的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冲击银行资产质量、规避监管。

  不可否认，在为双方带来“共赢”的同时，现有银信合作模式蕴藏着诸多风险，需要得到及时厘清。银行隐形放贷、信托公司沉迷于低端竞争等问题如影随形，亟待主管部门合理规制。银信合作模式转型已势在必行，但一刀切式的叫停做法，却仍值得商榷。

  伴随着去年天量信贷的放出，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发行量“井喷”。截至今年5月，其规模已达6149亿元，几乎与当月银行人民币新增贷款规模相当。因为双方间利益趋同关系紧密，银信合作项目发展得如火如荼，而银行也可借此规避主管部门对放贷规模的监管。今年以来，国内放贷规模收紧，新增人民币贷款目标为7.5万亿元左右，远低于去年的实际放贷规模9.59万亿元。与此同时，主管部门将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项目解包还原、限制二套以上房贷等要求，客观上也抬高了地方融资和住房贷款的门槛。但基于自身贷款收益的考量，许多银行对这两大领域的信贷业务“恋恋不舍”。由此，银信合作的“变形”优势就显现了出来，即银行通过将相关贷款项目由信托公司“打包”处理成理财产品，再经由银行出售给投资者，以曲线实现放贷目标。而且，相关贷款业务在形式上演变为“表外”的中间业务，银行借此得以“巧妙”地规避了计提拨备、资本监管等审慎要求。另外，发展前景迷茫的信托公司，在与银行的合作中也实现了瓶颈突破。此前，信托公司在市场夹缝中生存，自己发行的集合信托理财产品规模较小，且对投资者硬性要求较多，许多信托公司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虽然在银信合作项目中，信托公司仅充当了“平台”角色，恶性竞争甚至将业内报酬率降低至3％。左右，但他们无需承担风险、不用寻找客户源，恰恰与其羸弱的内部实力相匹配。故而，信托公司对该业务可谓是乐此不疲。

  然而，就整个金融业健康发展而言，信贷资产大量“出表”，极大地弱化了信贷规模调控的现实绩效，让社会投资速度、楼市调控、地方融资规模等游离在监管部门的视线之外，不利于金融环境和社会秩序的维稳。其间，信托公司也在盈利短视中忽略了“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职能定位，沦为了银行规避监管的合谋者。有鉴于此，银监会曾于去年7月、12月及今年1月接连发文，通过叫停理财资金投资于未上市公司股权、对敏感的信贷资产转让、证券投资银信合作产品予以监管等限制，缩小银信合作空间。但事实表明，银行与信托公司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诉求，一直在不断地变通合作模式，致使合作产品的规模日趋庞大，最终才引致“全面叫停”的严厉打击。

  银监会这次“全面叫停”，对银信合作祭出猛药，在立竿见影地封堵信贷监管漏洞的同时，也会倒逼信托公司重新思考回归本位、通过提升专业实力寻求长远发展之计。不过笔者以为，更有效监管应表现为对市场的合理引导，“一刀切”并不利于满足银行盘活信贷资产需求、也没有为信托公司转型预留空间，过于激烈的政策难免会引致银行谋取其他投机形式、信托公司举步维艰等负面迹象。对于银信合作项目监管，堵不如疏。

  事实上，只要监管信息透明、参与机构定位科学，市场自发形成的银信合作项目就不足为惧。目前，国内针对银信合作项目规模缺乏统一的清算平台，即便是监管部门也难以动态、准确地掌握相关业务情况。而只有尽快建立覆盖全国的结算系统，对称的信息才会促使调控举措有的放矢。而且，在合作过程中，现有银行与信托公司的角色定位当重新划分：前者优势应当为基于网点、规模效应而来的资金募集能力；而后者则应承担起产品设计、项目开发、交易结构设计以及风险控制等职能。当然，就目前信托公司的业务实力而言，承载如此重任着实勉为其难。信托公司亟待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而相关部门也可以考虑放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等方式，以缓解银行盘活信贷资产之困，进而推动银信合作步入正轨。

  隐患须及时消除，生存困境更须破解。意在长远的行业发展规范举措才更具绩效。 （作者系上海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