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不足将导致工资大幅上涨，这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及结构转型带来五方面正面影响：逐步提高居民消费率、促进自动化和产业链升级、促进服务业发展、区域经济平衡发展面临更大机遇及促进人民币汇率改革。

  当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显不足，普通劳动力正由“全面过剩”向“结构短缺”转变，劳动力不足导致工资大幅上涨，这标志着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笔者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及结构转型有五方面的正面影响。

  第一，收入增长将逐步提高居民消费率。日本经验显示，经历了“刘易斯拐点”后，居民消费增长有所加速，消费所占GDP比重出现了实质性提高，当时居民消费率也进入了拐点。

  相比之下，我国一直是“高储蓄率、低消费”的国家，拐点的出现将为中国变“以投资出口推动经济”为“消费推动经济”提供了重要契机。因为，随着农民工工资的稳步提高，将带动居民收入的普遍增加，并刺激消费增长。通过对“城镇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与“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月收入”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居民人均可支配月收入提高1%，将带动消费支出提高0.73个百分点。所以，未来劳动力报酬的提升，将有助于推动消费增长。由此可见，中国家庭消费预期将大幅增加，中国可能在五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居民消费国。

  第二，低端劳动力工资上升将促进自动化和产业链升级。“刘易斯拐点”出现后，劳动力成本将不断上升，企业会更加积极地推进机械替代劳动力或提高生产线自动化等进程，以此降低生产对劳动力的依赖。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将迫使企业寻求更有效率的生产手段，这将促进制造业升级。

  根据日本的经验来看，“刘易斯拐点”过后，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普遍提高，上世纪70年代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达到了10%。并且，还出现了制造业内部的结构转型，低端制造业面临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型。例如，1970年至2000年的20年内，日本纺织业增加值所占制造业增加值比例由5.5%下降到1.3%。相反，随着新技术的应用，高端制造业得到迅速发展，同期电气机械业增加值所占制造业增加值由11%上升到16%。当然，二元经济国家在经历了“刘易斯拐点”后，也将有望实现制造业内部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

  第三，劳动力工资上涨将有利于促进服务业发展。“刘易斯拐点”出现后，由于劳动力报酬上升将带来消费和服务的需求增加，为消费和服务总需求的扩大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带来了动力。

  仍以日本的经验为例观察，从1970年代到2000年代，日本制造业所占GDP比重从36%迅速下降到23%，同期服务业所占GDP比重却由35%提升至42%。可以说，“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为制造业让位于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契机。

  目前中国的工资上涨也存在着结构性失衡。“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将促进我国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由沿海向内陆、由制造业向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的经济结构转变。这种转型将为大学生提供更广阔的机会，有望改变劳动力工资结构性失衡。另外，随着低附加值企业的利润缩减，将有利于促进其产品更新、促进产业链提升。

  第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面临更大机遇。目前，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工资的大幅上涨，增加了企业在东部设厂成本，很多企业已经选择把工厂迁往内地，这将有助于平衡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区域结构转型。

  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总体上也还远未到制造业向国外转移阶段，当年日本、韩国等产业空心化、制造业大规模转移是出现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以后，而2009年我国人均GDP仅为3711美元，且东部人均GDP是西部地区人均GDP的2.7倍。由此可见，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大的空间来接受产业转移。

  第五，促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劳动力工资上涨，将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但却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升值压力；当劳动力工资上涨超过人民币名义汇率上涨时，这将有利于平衡国际收支，促进中国贸易顺差的减少。从这个角度分析，劳动力工资的快速上涨，加上美元对欧元走强等其他影响因素，显示出当前人民币没有被大幅低估，这也为更趋灵活性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创造了良好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