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资本市场在围绕农行上市、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以及房地产调控收放的各种议论喧闹中结束，一些不确定性消除，而更多新的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开始浮现。

  对本周的新闻，笔者更在意如下两条：一是，13日发布的《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称，2009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6714亿，占总人口的12.5%；二是，13日至14日，新世纪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前者说明伴随中国近三十年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拐点”浮现，“未富先老”将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这也是当前“两难”局面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一方面不得不追求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维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释放出充沛的流动性，倚重房地产、出口的产业特征，通胀和过热压力总是如影随形，并扩大了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

  后者说明实施经济转型，提高人口素质刻不容缓，教育兴国已到了需在国家战略层面进行规划的时候。而人口素质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收入分配悬殊便是整个社会人力资本迅速提升的障碍之一。余音未了的富士康事件更让笔者深思：当前中国经济需要千千万万高素质的高级技工，而类富士康的企业环境能成为高素质劳动力“再生产”的“土壤”吗？

  早在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就深刻论述了经济快速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又依赖于教育的关系，从战略的高度强调了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的重要意义。

  在当下中国经济“两难”局面前，我们需要对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进行再解读：中国经济“两难”要靠经济转型破解，转型又依赖科技与教育的提升，需要制度创新，调整社会利益结构，使社会资源集中到鼓励创新上。

  人口红利“拐点”浮现意味着有利于出口导向型战略的人口红利这一制度红利将不复存在；意味着那种人弃我取、追随成功模式，别人享受、我们干活，别人干高级的、我们做低附加值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将难以为继。我们需要现在就实施经济转型，通过创新形成新的制度红利。

  然而，知易行难，改革需要勇气和魄力。

  笔者认为，相对于前三十年通过不断扩大受益群体来获得改革动力的增量改革模式，新的制度红利的生成则需要调整原来的利益分配结构，其过程更带有零和博弈色彩，而这恰恰是经济转型艰难之处的深层机理。

  眼下，新兴产业已然成为经济转型的“排头兵”，资本市场由此向新兴产业张开了怀抱。但前方绝非坦途，着眼于经济转型的市场预期，应更加审慎，而中国经济转型的政治经济学也许是基金经理们需要认真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