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

  福建紫金矿业公司违规排污，引致汀江流域大量鱼类中毒死亡的事件，近日遭到受害者的强烈抗议和舆论指责。福建省政府上周末研究决定，依法追究肇事企业主要负责人和政府及有关部门相关责任人的责任。需要补充的是，紫金矿业发生过多起类似事件，只不过这次后果特别严重，终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罢了。

  在经济学中，“外部负效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企业可以通过逃避污染环境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将部分成本转嫁给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环境的过度利用。长期以来，由于劳动力、环境等生产要素价格扭曲，我国企业得以长期依赖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杠杆，定价过低的资源必然会被过度消耗。由于能源价格过低，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为33%，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比美国、欧盟、日本分别高2.5倍、4.9倍、8.7倍。不少由重金属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政府对因污染而生活发生困难、健康受损的人群给予补偿，实际上是由纳税人承担了污染企业所转嫁出来的成本。

  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微观经济体，企业是在给定的制度约束条件下理性决策，趋利避害的。企业的行为是现行制度环境之果，制度环境鼓励什么、惩罚什么，直接决定企业的行为取向。因此，抓住并遏制住导致污染的制度性诱因，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尽管呼吁了很久，但时至今日，地方政府的GDP崇拜仍未得到纠偏，招商引资之所以令地方政府乐此不疲，既是因为可以创造可观的财政收入，更是因为GDP仍是地方政府官员考核的主要指标。某些招商引资成功的地方，不仅形成了产业制造基地，创造了巨大的GDP，还成了地方官员升迁的摇篮，这无疑将对其他的地方政府产生很强的示范效应。

  利益集团导致执法不严甚至违法不究也是重要原因。近些年来，煤矿事故接连不断，乱砍滥伐，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江湖的案例频发。但深究之下，往往背后存在复杂的利益集团。在现有的司法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员往往对地方法院系统有很大影响力，导致“选择性执法”，被查处的通常只是那些没有很硬关系背景、媒体和舆论压力过大的项目。即使一些被查处的案例，也往往惩罚力度太小。此外，执法部门对众多企业参与的集体性违法表现得非常软弱。

  企业、个人都存在行为短期化的倾向，偏重当期的、自我的利益，而忽视财富和资源纵向的代际分配。由于未来的后代没有办法对今天的决策施加影响，合理的代际分配就取决于政府的远见和责任。而在代际分配中，最关键的资源，就是环境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

  以过度消耗本国资源的方式，换取巨额外汇储备，这其实是消耗我国大量的资源（包括环境），以低价销售产品，去补贴欧美发达国家的居民。经济转型，此种策略，再不能继续了。如果企业能以不到发达国家工资十分之一的成本雇佣工人；能轻易地污染环境而不必承担责任；能够以牺牲消费者健康为代价来降低成本，那这样的成本优势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如此“发展”，岂非本末倒置？

  历史上，荷兰曾经患过过度依赖资源的“荷兰病”(Dutch Disease)。20世纪50年代，荷兰因发现了巨量天然气储藏，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但是，对天然气的过度依赖，慢慢使得其他工业逐步萎缩，特别是创新动力萎缩。到了80年代初期，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重创了荷兰。

  中国现在的困境，不是因为资源过多，而是由于资源价格的扭曲（即企业使用资源的价格低于其社会成本）。根治环境污染，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严格执法，消除资源价格扭曲，避免对资源的过度利用。而如何确保司法独立，如何突破利益集团的阻挠，政府的责任尤为关键。

  （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