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飞雪

  在中国当前的国情和语境中，若想成为合格的且能有所成就的公共知识分子，至少需要具备如下几个方面的专业知识体系，一是历史文化，包括中国的和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二是经济学，三是法学，四是自然科学，五是道德哲学。以此眼光审视秋风先生的这本《政府的本分》，相信多数人会同意，秋风先生基本配得上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称号。

  《政府的本分》讨论了六个话题，但主基调却可以概括为一个，正如作者在“前言”所说：“唯有以权利的合理界定和平等保障为前提的繁荣，或者说唯有公道的繁荣，才是健全的、可持续的繁荣。本书各篇文章即以此作为分析范式，集中于讨论经济现象背后的制度原因，讨论解决经济问题的制度路径，追寻通往公道的繁荣之路。”

  由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引发过一阵有关大国的舆论热潮早已消退，但秋风先生对大国定义透过物障直指人心的描述，或许长久地将促使人们深思：城邦或者国家，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伦理性存在，统治的正当性在于其能增进“公共善”，向人们供应正义。正义是国家的根本特征，圣奥古斯丁曾说，没有对正义的追求，国家就跟盗匪团伙没有区别。所以中世纪的普遍信念是，国王在上帝和法律之下，暴力本身不足以让一个人成为统治者。他必须服从上帝与法律，才享有统治权。这一点，其实也正是周的“礼治”背后的政治哲学：天子与诸侯的统治来自于礼，而非力。为什么中外先贤圣哲都推崇文治而贬抑武斗呢？要点无非有二，一是文治合乎人性人道，二是退一万步讲武斗在经济上也极不合算，与整体理性更不沾边儿。

  对中国近30年来的演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本书“改革与变法”一节为读者提供了新颖的见解。作者认为，大概可以将各式各样的变革归纳为两类：深思熟虑型与随机应变型。中国古代的历次政治变革，都有强烈的深思熟虑色彩，但近30年的变革，却是随机应变型，也即常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其特征是，先让想干的人干起来，再由想规范的人来规范，换言之，先变革，后变法。以现实的眼光，也许变法只能如此，但问题也由此而来，在有些情况下，有些人不想变革，更不想变法。所以秋风先生称近30年来的一些改革为“违法”的改革，当然这些改革的主体主要在民间。也有出在市场层面的。由于深受计划经济、大政府主义的观念束缚，至今有些人一旦发觉市场上出现了不正常不公正现象，往往会习惯性地呼吁政府出面干预。本书在“别逗了，八成人都住经适房？”一节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这种习惯性思维：“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对政府、对民众来说，都是如此。许多人迷信政府，以为只有依靠政府才能过上幸福生活。比如，许多人谈论政府应当建设廉租房。然而，城中村农民所建的出租房不正是廉租房吗？所以，民众如果真的要主张所谓的‘居住权’，那对政府提出的首要责任，也是要求其节制权力，让市场更正常地运转。相对于政府，市场总是民众更好的朋友。”

  书中关于孔圣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梳理辨析，新意迭出。在秋风先生看来，过去对“不患寡而患不均”有两种断章取义望文生义的误解歪说，一是认为孔子此言提倡平均主义，二是认为孔子此言片面提倡结果公平，且认为前者应予以否定，而后者则应予以肯定。秋风先生在引述孔子此言上下文（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之后接着的话是：“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以及后人的注解后则指出：所谓“寡”和“均”，所形容的都不是社会的财富分配格局，不是指人们的收入状态。“寡”指的是所治理的人民数量之多寡，而“均”，其实是指法律制度设计合理，人民各得其所，此即所谓“正义”，而“正义”，就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那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所以他呼吁：回到孔子的智慧吧，不患土地人民之多寡，患政理之不均平。由于人的自然禀赋、努力程度、运气机会的不同，财富永远不可能绝对平等分配，但只要权利是平等的，财富的不平等也通常是人们可以接受的。但目前中国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而来的越拉越大的收入差距、分配不平等，却主要是由于人们普通权利的配置不平等引起的，机会不平等加上过程不平等，才造成了结果的不平等。国家是无数自然人的集合体，如果这个国家的人们感觉、享受不到公平正义的阳光的照耀和温暖，那么这个国家不论经济总量多么大，发展速度多么快，都谈不上崛起，与建设和谐社会更是南辕北辙。

  从孔夫子到亚里士多德，从亚当·斯密到卡尔·马克思，到马丁·路德·金，到阿玛蒂亚·森，中外圣哲所揭示所宣扬所追求的，无非就是正义的阳光、自由的空气和有尊严的生活。而这些之所以在目前还可望而不可即，在于有少数人散播了太多似是而非的歪理，搅混了水，在于有少数人制造了太多的谎言混淆视听。所以，常识需要常讲，启蒙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