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翔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的要求日益迫切，增长动力由内需来替代外需已势所必然。政府这些年来也在频频使用多重刺激政策，从税收、工资、补贴等方面推进经济转型。然而刺激内需成功的首要前提，在于能否从实际上增进居民收入，消除贫富差距。从这个角度看来，金融市场能否健康平稳运转，对我国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居民收入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工资收入，另一类则是通过规划工资收入所产生的财产性收入。对于增进劳动者收入，各方最近已有热烈讨论，这里不再赘述。笔者想着重分析的是，如何为居民创造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条件。 在十七大的报告中，首次出现了“创造条件让居民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的提法，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央的提法高瞻远瞩。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必然会带来以金融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这里所说的“创造条件”，以笔者之见，理该是从硬件和软件上共同下手，从制度建设的硬指标，到投资者教育的软条件双管齐下，方能取得相应效果。要实现上边的条件，可谓任重而道远，是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性要求我们必须加快这一进程，才能有效地为我国内需的激励打下基础。而加快这一进程的办法，则在于我国金融体系更为深入的改革、开放。

  没有健全、成熟的金融体系，居民就没有实现自身财富保值、增值的途径。与政府引导居民增进财富收入的主观愿望比起来，一个不能回避的客观现实是，我国金融体系相对单一，发展滞后，而且极为脆弱。一面是由于去年国内刺激经济带来的流动性的巨量扩张，一面是我国可供居民利用的投资渠道仍然很狭窄。外界稍有风吹草动，金融市场上便是一片风声鹤唳。股市、楼市暗流起伏。处于预防泡沫的政策预先调控，好不容易遏制住了楼市的脱缰野马，一不小心，黄金、钻石市场又传出了飙涨的信号，跟着连绿豆、大蒜这样的农产品也来疯涨一把。“按下葫芦起了瓢”，监管部门因此疲于奔命，成了“闲不下来的手”。

  不能否认，过去十年，我国金融市场的硬件建设进步神速，今天，经过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股改，我们有了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融资融券、股指期货，有了创业板市场，当然还有商业银行改制的收官之战：农行上市。但是，市场上一些痼疾，却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改革，绝不仅限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需要我们从根本上触及现有系统的弊病，立足于未来，设定具有前瞻性的政策框架，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开放、引入国外成熟产品或者多成立几家中外合资的基金公司，依旧还只是浅层次的。照猫画虎的临摹描红，结果只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在金融领域，无论如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路子是走不下去的。日本金融发展的教训，我国当深以为戒。不应因小失大，因部门利益，放弃全局。日本金融体系的积重难返，与他们国内号称现代化，实则集团化的利益格局是分不开的。日本银行与大型企业间出于保护自身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的考量，交叉持股，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纽带，使得日本的大银行成了跛足巨人，始终未能最终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金融体系。

  深化改革，深层次的开放，是需要我国政府坚持不懈进行下去的两个方向。不能仅有了国外相应制度和产品的“形”，更要有把真正的制度内核，“形神兼备”方能事半功倍。譬如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引入了股指期货，就能给金融机构提供了完美的对冲平台。

  以笔者的理解，为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创造”条件，就是坚定不移地放开市场，不仅是达到WTO协议的金融业开放，更要从实质上开放。道理很简单，不引入相应的竞争，我国金融体系势将永远躲在“中国特色”的盾牌后边，故步自封。实实在在地引入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从体制、技术上给国内的金融机构带来竞争的压力，就能给国内居民带来多样性的选择。在金融监管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不必特别担心引入外资带来的金融安全问题。我国的现状是由于部门利益作祟而带来的过度保护，使得我国当下金融体系无法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要，而不是对外资的开放过多。因此，政府应着眼于长远，注重监管体制的建设，而不应过于纠结于市场技术的细枝末节。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