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仍会保持较高增速，但增长动力不同以往。东部增速将会放缓，中西部增速将加大；出口占比将降低，最终消费占比将加大；满足生存需求的高能耗产业增速将降低，满足发展需求的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将加快。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必须改变不合时宜的发展思路和方式。

  在全球经济失衡已经走到尽头，在内外部环境都已发生重大变化，增长的制约因素日益突出的今天，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速还能不能保持较高水平？有没有条件、有没有必要保持这样的水平？如果有条件、有必要，那么未来的高增长动力又在哪里？怎么做才能使高增速维持下去？

  对于这些问题，经济界已经探讨了一段时间。持异议者认为，中国经济前30年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外需的持续强劲增长，现在外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同时，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环境与资源约束也日益突出。因此，无论从净出口还是从投资两方面看，再要保持高增长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高增长的代价将会非常大。

  持肯定看法的人认为，尽管外需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还没有结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社会目前基本上还处在生存型阶段，正在向发展型过渡。发展型社会所需要的物质产品与服务，无论在品质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将和过去有很大不同。另外，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人口结构的变化，也需要有比较长时间的高增长和高积累。

  仔细分析不同人士的意见，无论是异议者还是肯定者，虽然角度不同、见解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对增速的焦虑。为什么会对经济增速产生焦虑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大洗牌的今天，在中国经济结构需要大调整的今天，出现这样的焦虑，既是对当前处境的敏感，也是对未来的思索，是很自然、很有必要的反省。

  那么，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内，中国经济还能不能保持较高的增速，有没有必要保持高增长呢？从综合人口结构、区域发展、环境与资源约束，以及内部与外部需求的长期运行趋势看，中国经济不仅有条件、有必要、有可能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保持较高的增速，而且只有通过与潜在增长力相吻合的较高增长，才能解决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顺利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只是，与前30年不同，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和结构都将会发生巨大变化。东部的经济增速将会逐渐放缓，中西部的增速将会持续提高；过去那种主要依赖外需、由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的增速将会逐渐降低，以最终消费需求为动力的内需贡献将会加大；以满足生存需求为依托的高能耗产业将会减缓，满足发展需求的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将加快。

  为什么东部的增速会放缓、中西部的增速将持续提高呢？这是由三大因素所决定的。第一，东部的增长基数比较高，加上“腾笼换鸟”，向高层级经济转型，既需要时间，也需要代价。第二，国家经济战略从非均衡向均衡发展转变，中西部地区将会享受由“政策红利”带来的人员、资金、技术与物资流。第三，中西部地区基数低，发展空间大、时间也会比较长。现在，这种“东低西高”的发展格局实际上已经露出了端倪。

  为什么过去那种主要依赖外需、由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的增速将会逐渐降低，以最终消费需求为动力的内需作用将会加大？这也是由两方面因素所决定的。第一，世界经济之所以严重失衡，与发达经济体长期高杠杆化消费有关。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正在努力去杠杆化，扩大出口，过去的贸易环境已经不复存在。第二，扩大国内居民最终消费，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既有再平衡的外部压力，也有消化过度储蓄的内部压力，更是仅有的发展出路。

  此外，为什么高能耗产业的增速将会降低？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将会加快？这是因为，有资源与环境的约束，同时也是由可持续发展的新增长趋势所决定的。一方面，在满足生存需求之后，人们对物质产品与服务的要求更高，需求量也更大，继续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提供旧的服务，不仅难以为继，而且有背潮流；另一方面，以满足发展需求为主旨的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它们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创新和服务品质的提高，是一种更讲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增长。

  由此来看，中国经济走到这个当口，再也不能走“野蛮生长”的老路了。现在要改变的不仅是生产方式、发展方式，更要改变人们对自然、社会及自身生活方式的态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只有调整好发展战略，才能走出一条可持续增长的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