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孙建波

  作者系

  经济学博士、

  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金融危机后，中国正面临来自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巨大压力。今年年初珠三角和长三角等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反映了“人口红利转折”在低端劳动力领域已出现结构性供给短缺，倒逼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推动中国经济转型。

  对此，我们要客观、理性地去解读低端劳动力供给短缺问题，千万不要片面夸大其严重性，而是要看到“劳动力结构性供求失衡”的积极一面，因为它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正在经历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嬗变。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主流，反映了中国已经正式跨越了第一个刘易斯拐点。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70后和80后已经成为当今农民工的主体，90后也正在迅速成长。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他们父辈所不具备的一些特征：在信息化时代中具有宽阔的眼界和对工作尊严的诉求，不愿为维持简单生存的低微工资折腰，并开始寻求在现代产业体系和城市生活中的地位，乃至市民身份。

  因此，无论从农民工数量上还是从他们工作的选择取向来看，都标志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已经结束，低端劳动者工资将进入一个上升期。发育劳动力市场已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任务，这表明政府需要改进再分配效率，提高社会对改善收入分配的共识。

  第二，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意味着社会收入分配正在迫近库兹涅茨转折点，这将提高农民转变为农民工的机会成本。

  事实上，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这是中国工业化规模扩张遇到瓶颈之后的一个必然选择，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将由“工业化”的规模推动转向“主动城市化”的结构升级推动。特别是当前城镇化发展面临加速趋势，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发展都将提高农民走向大城市务工的边际成本，这意味着收入分配继续恶化势头有望得到遏制。

  库兹涅茨转折点的迫近，要求我国加大对农业的激励，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实现农村居住集中化，完善劳动力转移制度以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在城镇化推进大背景下，我国县域管理体制亟待改革，可以在尊重历史文化传承的基础上，把有实力的城市作为计划单列市，把地域相连、产业结构同质的小县进行合并，优化省级政府的管理层次，促进省区产业结构的区域优化整合，提升人们的就业层次。

  第三，我国城市化率超越45%，意味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状态将进入收敛期，劳动力需求的区域结构开始优化。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历史来看，当城市化率超越45%的时候，不同区域的城市化水平开始收敛。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区的城镇人口比重已经超过60％，部分地区超过70%，西部地区省份仅为35％左右，部分省份低于30%。过去劳动力由不发达省份向发达省份输送，这一劳动力供给模式正在发生改变：中西部城市的建设和工业的发展正在提高对本地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中西部劳动力向东部输送的比例受到抑制。

  第四，以计算机为代表的工业品市场下移，意味着全球工业体系必须提高中低端劳动收入分配以支撑需求的增长。

  计算机时代的工业生产实现了全球分工，自1990年代以来，参与到出口导向经济的人口从3亿扩大到超过8亿人口。计算机时代的市场下移将要求提高出口导向国家的工人工资，这意味着将可以提高中国工人在全球生产体系价值链中的分配比例。劳动力结构供求失衡带来的工资增长，正是顺应着这一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可见，以“民工荒”为表象特征的劳动力结构性供求失衡问题，只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成长烦恼。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东部地区的传统制造业尚未适应当前社会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平衡发展所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环境变化。因而，如果片面强调东部地区的“民工荒”问题，过度引导农民工适应旧区域的产业结构，反而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阻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及延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当前，我们应当合理引导企业的区域布局、招工行为及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在短期协调与长期调整之间要做好平衡。当然，解决“劳动力结构性供求失衡”的根本之路在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协调发展，为劳动力要素的社会流动创造更有效率的制度环境，推动中国走出出口导向模式的增长束缚，实现经济社会的顺利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