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 ○主持 于勇

  伴随上半年经济数据的公布，今年经济运行“前高后底”的态势已成共识，然而A股市场却在趋缓的经济数据之下，一改4月以来的跌势，近一个月的时间，股指反弹了近12%，涨幅位列全球第三。

  此种反差的出现，缘由无外乎就是市场对未来政策微调的预期。决策层在上半年的经济分析会上已经明确“无论是解决长期存在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还是解决经济运行中突出的紧迫性问题，都要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前提下进行”，而且温家宝总理在4月份《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的撰文中指出：“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劳动力供求状况看，经济增长只有保持在8％左右，才能保持就业的基本稳定，低了就会出问题。”

  由此，在二季度经济放缓是政策主动调控结果的判断之下，出于对未来经济运行稳定的保护（8%的增长底线不能破），在政策层面做出适时、适度微调就成为必然，即意味着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不断加码的“退出”之路可能会有所放缓，但绝非是“二次刺激”。

  在“二次探底”担忧不断上升，美欧关于财政刺激进退严重分歧以及亚太区启动加息国家不断扩大的外部经济环境之下，中国政策可能出现的微调局面，不免让人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重新担忧起来。对于中国的调控者而言，当下更像是“拆弹专家”，而眼下最危险的炸弹就是如何修复反危机中陡然变化的货币环境（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温床），同时还要保证经济运行的平稳，这就要求作为总量调控的货币当局，对于修复货币环境，自会存在一个拿捏程度。

  而央行也在其《2010年二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中指出：“未来经济放缓趋稳的可能性较大，但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一段时期，仍将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提高宏观调控的灵活性与针对性，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随后央行官员在对报告的解读中，则更是强调了“根据新形势、新情况加强适度微调”。然而正如胡晓炼日前关于《汇率体制改革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撰文中指出的那样：“作为反危机措施的一个必然结果，经济增长对于信贷的依赖度大幅上升，新增信贷占名义GDP的比重已由2002年至2007年间15%的平均水平，升至目前的30%左右。”

  在货币政策自主性与有效性弱化和经济增长对信贷依赖度提升的双重压力之下，央行的实际调控空间相应被严重削弱，央行一直以来颇为得心应手的数量工具的政策效应也呈递减态势。因此，对于货币环境修复的难题，一味追求央行施以减法，恐难见成效，更应该从加法上动脑筋，即通过提高实体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以达到实体经济对货币吸纳能力的提升，将“货币之水”变为“经济之蜜”，而且该加法与结构调整是相得益彰的。

  如果此种共识能够达成，那么就需要各监管部门之间增进协调配合，共做加法。因为就目前调控的格局而言，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各监管部门分而实施的行为路径，此种具体化的宏观调控很容易让实体经济无所适从。这样无疑极大削弱了经济运行自身的纠偏机制，甚至会产生矫枉过正的局面。

  因此，要在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上进行结构调整，“区别对待”的货币环境修复路径真正需要的是各部门的沟通和配合。如今人口红利、制度红利、全球化红利因经济周期性运行均已发生变化，同时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无疑加速了这种变化，中国又肩负内部结构调整、外部重构经济秩序的双重重任，我们更希望看到“拆弹专家”们的通力合为，而非分兵前进。

  （作者系乌鲁木齐商业银行行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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