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重

  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近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即凡属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运作的事项，都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这表明最高层对国企和国企领导人某些不当作为的焦虑和担忧，也是对公众不断诟病国企及其领导人的回应。

  在改革初期，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只是行政机关的枝杈，具体而微的事情，都要请示汇报，自己做不了主，更不必说“三重一大”这样的事了。国企老总，顶多也就是在用用车，吃喝上揩揩“国家的油”，占点小便宜而已。在整个八十年代，我们对非公企业网开一面，因为积蓄和压抑太久，一旦找到缝隙，便如春笋般冒了出来，真的是欣欣向荣，所有类型企业和谐共生，那是一个黄金时期。国企的领导们继续规规矩矩。

  到了九十年代初，国有企业整体经营每况愈下，“国企困难”成了全社会的口头禅，中央的政策是“抓大放小”，于是，众多的中小国企关、停、并、转，职工大量下岗，大型国企则“勉强度日”。问题就来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搞活大型国有企业，成了那时候全部改革的核心。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国企的领导人渐渐不规矩起来，他们借着国企改制之名，大肆捞取不义之财，所谓“郎顾之争”，争论的要害就是这个问题。

  国资委，是专门为大型国企成立的特别机构。从那时起，政策开始向大型国企倾斜，可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上市融资，包括海外上市、银行贷款、财政资金等等，均“唯我独尊”。经过重组改造，国企“浴火重生”。到2000年前后，国企终于越大越强。2008年有了反垄断法，但是它拿垄断央企也无可奈何，世界五百强榜上，垄断国企的名字一年多过一年。垄断者们发现，原来赚钱如此容易！

  国企的日子变得十分滋润起来。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肆虐，全世界都过紧日子时，我们这里的垄断国企们“风景这边独好”。每年数千，上万亿元的利润，羡煞中小民营企业。垄断国企的普通员工的收入都令人咋舌，更遑论高管。全社会的收入差距过大。只是国企的好日子，并没能带来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以央企为例，央企的利润，从1994年到2008年，税后利润一分钱也不上交中央财政。每年数千，上万亿元的钱，遂进入楼市、股市，期市，哪里赚钱就涌向哪里。

  就在这个过程中，不知怎么地，国企的自主权，慢慢就真的落实了。国企的老总们，一方面依上市公司“惯例”，享有优厚的年薪；另一方面，也开始擅权专断起来，说一不二的领袖级人物，越来越多地见诸公众视野。人们时常把某个国企，跟某位该国企老总挂钩等同起来，这实在是糟糕的。

  国企的领导人们，似乎全然忘了，国有企业，终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国企的存在，完全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否则，社会何必忍受垄断之害。所以，国企的重大事情，如“三重一大”，根本不是企业内部的事情，而是公共事务，所以需要经过公共的选择，体现民意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中组部关于“三重一大”的规定，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的重大一步。

  前中石化老总，前国家电力公司老总的腐败案震惊社会。我们知道，这些央企内部不是没有监督机制、集体决策机制，这种监督，终究是一种内部监督，而非公共监督。当陈同海、高严们一手遮天之后，一切的监督也就都成了幌子。

  如此看起来，上述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这个有关“三重一大”的《意见》，对于国企的领导人们应该是有相当约束效力的，也一定能产生实际的效果。

  内部监督，只为少数人负责，因此很难打破信息不对称的状态。试想，如果国企的领导合伙腐败怎么办？也许，在上级看来，这个集体还不错呢。所以，仅有内部监督，上级监督（也是内部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辅以社会公众监督，让事情大白于天下，集体腐败的窝案才能避免。

  尽管在本质上内部监督所要求的，与外部公众监督、社会监督所要求的东西，可能是一致的，但毕竟目标不完全相同，于是内容也就不完全相同。前者更注重企业领导人的政治素质，强调的是，不应该干什么，以及领导人个人的品性，而公众则要求一些更为实在的东西，如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对社会的贡献等等。

  所以，国企老总若只听上级部门的话，也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去虔诚地听听社会公众的要求和呼声。而只有把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结合起来，才能保证国有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政府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