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论一瞥
《华尔街日报》8月3日专栏文章
中印企业家思维的差异
有关中印经济成长环境的比较层出不穷，但很少有人关注两国企业家在各自的环境中是如何构想、决策及行动的。最近，英国的一家民意测验公司对两国4000多名企业界人士的调查，揭示了两国企业家在投资与创富领域中鲜为人知的差异。
在被问及各自的创业动机时，印度企业家表示想“自己当老板”，中国的企业家表示想“挣更多的钱”。国家政策的鼓励而创业的，中国企业家占50%多，印度只占9%；而21%的印度创业者的创业精神主要来源于家庭，中国只占9%。
就融资来说，49%的中国创业者拿的是银行贷款，印度只有27%。印度企业家通常透过债务人和投资人的关系融资，在开展新业务之前他们要仔细研究操作方式，一旦投资失败损害的将是亲朋好友，而非银行。与此同时，中国的银行就相当于印度的家族，除非一个企业家的创业思路被评估为有价值的商业行为时，银行才会为其提供信贷。
印度的企业家把个人的内在素养摆在很重要的位置，而中国的企业家则更看重知识和信息。中国的企业家认为企业成功的首要秘籍是了解和控制市场外部信息，而印度的企业家认为成功主要是靠个人不断适应变化的条件。中国93%的企业主会说靠“关系”，特别是与政府的关系；而印度81%企业主认为靠“变通”（jugaad）。一般来说，印度的企业家认为他们不需要与政府走得太近，而中国的企业家认为他们的成功多半在于与政府的关系。
这项调查结果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在促进创业上的不同思路。无疑，印度的企业家具有更多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这为他们减少商业前进的障碍、清理腐败提供了很大帮助。而在中国，一旦企业失去政府的鼓励与培养，企业家的未来便成为未知数。
（作者系伦敦列格斯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瑞安·斯特里特 葛传红 编译）
《金融时报》8月5日文章
中国需要更慢更好的增长
截至七月，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速到达十七个月的最低点，现在的关注点是中国经济的蹒跚是否会损害全球恢复。这种对短期状况的担忧是不成熟的。中国2009年的经济增长是9.1%，以中国标准来看，这仅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但在全球金融灾难中，这是十分出色的。这主要得益于新的基础建设投资，可能增加了8个百分点，补充了出口的急剧下滑。然而，尽管中国巨大的刺激方案很成功，但也为将来埋藏了严重的问题。
对于基础建设的投资避免了生产能力过剩，但是只有后续配合更强的制造业和其他部门的增长，否则难获收益。2009年巨额信用扩张创造的低利息率和过度的流动性导致房价高涨，已经引起公众的巨大怨愤，导致政策制定者着手修正高房价上涨势头。2009年下半年过分扩张的货币政策开始收口，信用扩张已被遏制，控制财产发展热度的政策也循序而进。事实上，今年较弱的增长是因为政策的调整。
总体上，中国短期财政处境比其他经济体要好。长期来看则有问题。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不能仅仅建筑在钢铁和水泥之上，中国的问题是资源的不良分配而不是资产泡沫的破裂。如房地产就占用了过多经济空间。过多依赖投资和外部需求、国民收入差距过大、公共服务欠发达等都是资源不当分配的表现。
投资和出口一直是中国增长的双引擎。但投资增长很快将触到由社会、环境和自然资源因素造成的天花板。出口增长也因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而面临诸多挑战。维持增长不是拖延改革调整的借口。调整来临时，只有牺牲速度，才能获得调整结构的时间和空间，从而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 贺艳燕 编译）
《读卖新闻》8月6日社论
争抢国际基建订单
日本出手过慢
据估计，新兴国家原子能发电站（简称原发）、高铁等基础设施的需求，至2030年将达到41兆美元。对于苦于国内需求不足的日本企业来说，这是一块极具吸引力的市场，然而若要获取这些订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日本须举全国之力才能挽回之前因为出手过慢而造成的劣势。
最终决定能否获得这些订单的依旧是企业技术能力，但政府的积极参与也很重要。因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兴国家更加重视政府间的交涉，企业的自助努力十分有限。去年底，日本在越南原发一期计划以及阿联酋的原发计划中分别败给了俄罗斯和韩国。据悉，这些国家总统的极力推销是成功获得订单的强有力的幕后推手。因此，日本阁僚阶层也应在推销上下大力气，继续通过政府主导的方式加以配合。在日本政府6月公布的新经济增长战略中，关于基础设施出口的振兴政策提到，将解冻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发起的海外投融资。这样做虽有风险，但将有助于获得具有巨大经济效益的项目订单，应该踏踏实实地执行。
此外，强化民间企业同仁的“民民合作”力度也不可或缺。韩国企业联合在阿联酋成功取得工程订单的王牌就是，从原子炉的建设到之后的运用，承诺完全一手包办。日本也正在效仿韩国，建构同样的体制。由经济产业省牵头，由3家原子炉公司和3家拥有原发运行技术的电力公司共同出资的新公司预计于今年秋天正式成立。
（梁宝卫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