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剑辉 ○主持 于勇
近来不少人士谈及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让笔者感到有必要翻看一下历史数据,看看日本在“黄金十年”到底取得了哪些成就。
首先要明确“国民收入”并非是一个“收入”概念,它指的是一个国家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减去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价值的余额;其衡量标准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当时池田内阁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增长的规划,目标是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年均增长7%以上的增幅;将这个计划冠以“国民收入”之名显然比“国民生产”更易于得到民众理解和支持。自1960-1969年,日本的GDP累计增长138%,年均复合增幅8.7%(1990年不变价格),超额完成任务。按照国民经济构成因素分析,雇佣者薪酬累计增长245%,年均复合增长12.4%;不过这一指标内包含了私营企业所有者的经营利润,并不能反映普通劳动者的薪酬水平。
真正的工资水平并没能实现倍增。自1960-1969年,日本各行业人均现金收入由1.85万日元增至4.89万日元/月,名义累计增幅164.3%。同期消费物价指数累计上涨70%(不包含房租的涨幅),其中食品价格涨幅超过70%。扣除物价因素之后,现金收入累计增幅仅为55%。而包含其他福利收入的工资指数同期实际增幅63%。由此看来,20世纪60年代日本人民的工资增长并非像传说的那样出众。
实际上当年日本经济确实取得了不少令人羡慕的成就。最突出的是成功地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十年间,农林水产业在国内经济中的比重由13%下降到6%,而农产品价格增长了74%;这样既实现了人力、土地资源向其他产业的流动,同时又保证了农民的利益和本国农业的生存。制造业的比重由15%升至24%,而工业品价格累计增幅仅为14.4%,各年度的出口占比在2.9%左右;在向制造业大国转变的过程中,日本首先满足的是国内市场对现代工业品的需求,行业发展依靠的是规模经济,钢铁、化工、机械和交通设备的价格累计下跌了8%-16%,扩大的规模和相对较低的价格为70-80年代日本的出口增长埋下伏笔。在水、电价格上涨13%的情况下,公共服务领域的产出占比由16%降至11%;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退民进的变化。
其次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了健康的资产负债和收支平衡。10年间,日本的国民总资产增长了343%,其中51%是有形资产,住宅占比仅为6.3%(说明当时社会资本的流向主要是生产性资产而非消费性的房地产);净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虽然逐年下降,到1969年时仍高达51%,其中三分之二是有形资产。由于信用体系的不断增强,负债水平快速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资金支持;同期日本负债总额增长401%,其中位居首位的存款占比27%,体现出居民储蓄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其次是企业预付账款和信用额度,占比19%。政府财政状况良好,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18.4%左右;同时各类社会保障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由9.9%提高至11.7%,金额累计增长379%。失业率保持在1.2%左右,实现了充分就业。
最后,财产性收入成为居民收入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当时日本全国平均城市土地价格累计大涨316%,其中工业用地价格上涨324%;这种城市化和工业化推动下的地价上涨在中心城市表现得更为突出,东京等六大主要城市工业和住宅用地价格大涨417%和403%。高涨的地价保证了农民和其他土地拥有者的利益,10年间财产性收入对薪酬的比率由13.2%升至15.3%,累计涨幅达到373%;它也迫使制造业走上高投入、高产出的高端道路。
(作者系西南证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