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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宏观政策三大前提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 国务院部署促进蔬菜生产和价格稳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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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政策三大前提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国务院部署促进蔬菜生产和价格稳定政策
    前7月国企盈利10967.7亿元 利润增速放缓
    低碳省低碳城市试点启动
    九州通医药、科士达
    主板IPO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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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月贸易逆差或再现 鼓励进口政策有望近期出台
    首个全国性进口交易平台明年一季度正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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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政策三大前提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2010-08-19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亚夫
      □作者 亚夫
      作者系
      本报首席编辑

      由于影响宏观经济走向的外部环境、内部结构、社会效果等三个基本前提都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日益突出了政策调整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内,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作适度调整势在必行。

      明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头一年,“十二五”定什么调将会影响未来30年的走向。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势在必行。尤其是决定宏观政策走向的三个基本前提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政策调整的必然性和紧迫性正日益突出。

      那么,为什么说“十二五”如此重要,会影响未来30年的走向呢?因为这一甲子的中国经济到“十一五”结束后,正好走过了两个30年的大阶段。到“十二五”开始又将是一个历史新起点。就经济而言,影响“十二五”及未来政策走向的三大前提,也就是外部环境、内部结构、社会效果,与前30年相比,都已发生了微妙而又深刻的变化。这是分析未来经济走向的重要观察点。

      首先是外部环境问题。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影响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重要因素。先来看几个信号。今年稍早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称,“大家都必须实现再平衡。那些存在对外逆差的国家需要增加储蓄和出口。那些存在对外顺差的国家需要增加消费和内需。”他表示,今后5年要把美国的出口翻一番。为了重振本土工业,美国还提出了“再工业化”的战略,后又推出了制造业促进法案。

      来自德国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出口同比增长18.2%。其中,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额显著增长,为德国经济复苏注入了强劲动力。今年1月到6月,中国对东盟等新兴经济体的进出口贸易明显提速。尤其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以来,东盟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今年上半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增长54.7%,其中出口增长45.4%,进口增长64.0%。

      透过上述事例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中国正在成为发达经济体平衡贸易关系、加大出口的对象。但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则难有起色,只能在别的方面寻找突破。第二,由于发达经济体开始加大出口、实施“再工业化”战略,这将对中国的出口和产业升级构成直接挑战。过去那种依赖外需以求得发展的条件已完全改变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其次是内部结构问题。内部结构的调整是影响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关键因素。2008年秋,华尔街爆发了金融危机。表面上看,这是金融领域的事,实际上这是全球生产、贸易及其他经济关系总调整的标志。从那一刻起,世界经济便开始了大调整,中国与外部经济的关系也因此遭遇了“被调整”的尴尬,并发生了深刻变化,并直接导致了自己的内部经济结构必须作出相应调整。

      这种调整不是局部的改造,而是整个系统、整个结构的重置,是发展的外源性动力正在减弱与内生性动力需要加强之间的调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投资、消费、出口三者关系的调整;二是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布局的调整;三是商品及要素市场的调整;四是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这中间,最为关键的是要改变非均衡增长的发展方式,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向均衡性增长的方向转变。

      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经济发展的社会效果问题。经济发展的社会效果如何,将对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产生催化性影响。从前30年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一缺技术,二缺外汇,三缺资本,四缺人才,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在少数特区先行先试,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政策,以此积累财富,做大产业,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事实证明,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在特殊时期,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国民财富的积累,确实能够起到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它的负面作用也同样突出。比如,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及社会和谐方面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与社会代价也在日益加大。别的不说,仅就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失衡看,问题就很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改变已经失衡的社会资源配置,不慎重处理财富分配的公平问题,不考虑社会公众对平等发展权的要求,不改变非均衡的发展方式,那是很难再取得公众认可的社会成效的。由此观察,当影响经济走向的外部环境、内部结构和社会效果等三大前提条件都已发生深刻变化时,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作出适当调整就不会是很遥远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