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企业肆意破坏环境、某些官员的受贿与索贿、地方政府的GDP崇拜，大家痛彻心扉, 舆论高调鞭挞。其实，他们不过是制度的合理利用者（虽然未必合法）而已。企业、官员乃至地方政府，都具有个体理性，也就是说什么对我有利我就做什么。法律如何规定不重要，真正决定个体行为的不是法律条文，而是法律在现实中被执行的力度。举例而言，如果污染环境可以轻松逃避惩罚，企业自然会选择污染环境以降低成本，从而把本应由企业承担的治污成本转嫁给社会。况且，你不污染，其他企业也会去污染，结果不污染的企业反倒失去了价格优势，难逃“劣币驱逐良币”的定律。在这样的囚徒困境下，企业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放弃清高，道德和社会责任遂成为奢侈品。

  评价那些作恶者的道德水平高低是危险的。首先，没有人敢拍胸脯说自己在那个位置上不会犯错误，毕竟，阿克顿勋爵早就说过“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其次，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可能有截然不同的呈现。《韩非子》中有个故事：卫灵公有一男宠弥子瑕。卫灵公宠他的时候，弥子瑕把吃剩的桃子给卫灵公吃，卫灵公说：他多爱我啊，好东西自己不舍得吃。后来弥子瑕老了，弥子瑕再把吃剩的桃子给卫灵公，卫灵公却说：混账，竟敢把吃剩的东西给寡人。所以说，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环境。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到底深刻得多。他在《道德情操论》中说，人如果都不自私，那么社会就无法存活。但是人虽然是极端利己的，但竞争（努力）的结果，却能导致最有经济效率的状态。《自私的美德》作者安·兰德也提出，人们必须透过理性选择他们的价值观和行动；个人有绝对权利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活，无须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但也不可强迫他人替自己牺牲。作为现代经济学的最基础性的假设，“理性人”假定个人一切行为的目标就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先人也比今天的我们要深刻得多。杨朱也洞察到了这一逻辑：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按照老子的说法，只有爱护自己超过爱护天下的人，才值得托付天下。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角色被斯密界定为“守夜人”（Night Watchman）。斯密认为，政府主要职能是维护法治和提供具有外部性的公共产品（国防等）。所有其他的事情都应该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仅因为市场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也因为市场不会导致政府权力过大所必然伴随的腐败问题。老子也告诫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换言之，在治理国家方面，政府需要大智若愚的精神。

  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一方面应努力把对市场的干扰最小化，另一方面，政府要维护好社会法治，让市场参与者有序竞争。政府的“缺位”与“越位”都是危险的，会降低经济效率。

  在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既属无奈，也是大智慧。但是长期以来政府角色的不清晰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既有频频越位，关键地方又屡屡缺位。

  比如，在市场化的竞争领域，国有企业本应坚决退出，避免破坏公平竞争。又比如，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可以随便给出优惠的地价、税收，甚至默许企业污染环境。部分官员热衷于“铁公机”，就是因为支配资源的权力隐含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更严重的是，因为对GDP增速的片面追求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选择性执法。从环保危机，到煤矿事故，再到食品安全，不一而足。从紫金矿业，到三聚氰胺，再到不合格药品，屡屡触目惊心。我们毫无顾忌地对待大自然，向大自然索取，终于遭到大自然惩罚。在诸多领域何以违法、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不仅因为罚的不够重，而且还因为是选择性执法。

  中国人请客吃饭喜欢点很多菜撑面子，既浪费钱财又浪费饭菜，还破坏资源；酒店提供一次性牙膏、牙刷，也是很大的资源浪费。但是，政府始终未能采取足够的行动来克服个体的惰性、搭便车心理和囚徒困境。如果政府能制定国家标准，对点菜浪费者和提供一次性牙膏牙刷的酒店予以惩罚，相信很快可以收到成效。

  政府能否正确地选择“为”与“不为”，将决定经济发展方式能否顺利转型，决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决定和谐社会的构想能否顺利实现。但要各级政府部门放弃手中过大的权力，有所为有所不为，让本应由市场决定的回归市场，赋予司法体系真正的独立性，这无疑需要一场观念的革命。

  （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