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站在纽约世贸大厦89层，俯瞰小如火柴盒般奔流的汽车，突然有种想征服纽约的冲动。

  但挑战权威，即使是错误的权威，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勇气。

  一个并无国际声誉的中国民营机构竟然“斗胆”把美国拉下神坛，媒体充满了好奇或质疑，采访纷至沓来，CCTV、美国CNN、凤凰卫视、路透、美联社、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等海内外重量级媒体，趋之若鹜。

  管理层一时不太适应，但他已经做好了跨越式发展的准备。

  ⊙记者 周鹏峰 ○编辑 王颖

  建中完全没有想到，一份“50国信用评级报告”会把他和大公国际推到世界评级业的前沿。

  7月11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发布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等级，这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第一次向全球发布的国家信用风险信息。

  就是在这份报告里，美国，这个被穆迪、惠誉、标普三大评级机构奉为信用等级3A的国度，被大公拉下神坛，信用级别首度被置于中国之下。

  市场哗然。

  声名鹊起

  尽管金融危机之后，三大评级公司信誉备受质疑，各界也在呼吁重建国际评级体系，但当一个新生力量试图借机站上舞台之时，质疑依然：一个资质平常的中国民营机构，何以担起50国信用评级的重任？头号大国美国信用度难道真的不及中国？小小的大公公信力又何在？

  但借由“中国首度”，甚至“非西方国家首度”的非凡意义，还有以小博大的勇气，甚至也借着市场广泛的质疑，大公知名度呈现几何级的增长。

  作为大公国际的董事长兼总裁，关建中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不得不周旋于频繁的媒体采访之间，回应关于大公评估标准以及公信力等诸多的疑问。

  “从品牌效应来说，这份报告太值得了，一下子把我们推到全世界，不得了。”关建中对此次大公跨越式的成长，颇为欣喜。

  尽管这份斥资2000万，耗时5年的报告暂且没有带来现实的收益，但关建中说，做成这件具有战略性的事情本身便已值得。

  香港舆论界甚至因大公这次非凡表现，呼吁大公把总部转至香港，以便更顺利地国际化。尽管，目前大公在香港分支机构的发展，仍限于市场调研与客户的前期开发。

  “50国信用评级”所带来的巨大反响，完全出乎关建中预料。关建中说，原本这只是一个评级机构正常业务的开展，也是一个专业评级机构应该做的事。

  5年前，大公没有预料到金融危机的发生，更没有料到5年后，抢到“中国首度”优势，甚至也借助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50国信用评级报告会赢得如此高的关注。

  尽管质疑声未断，但高度的关注率或许便是成功的一半，于关建中而言，则意味着十多年前告别国有体制背水一战的决心，总算得到了一次高调的回应。

  政府官员“下海”

  1978年，主修国际贸易的关建中从山西财大毕业，直接进入政府部门，先后在山西省物价局与航空工业部做机关干部，后又被调至中航技投资公司出任总经理一职，在此期间，关建中向集团公司提议到华尔街发展，研究和学习美国的金融运作，以便将来服务于中国资本市场。

  建议得到批准，关建中获准在美国设立投资公司。因此，在1994—1996年这三年里，关建中不时往来于中国与美国。这三年，关建中学到很多，感触也颇多。

  “当时我在世贸89层，看着汽车就这么点大，当时真有一种征服纽约的冲动。”关建中用手比划着，事隔十多年，那时的冲动依然鲜有激情。

  如果美国投资公司能够延续发展，也许我们见不到今天身为大公掌舵人的关建中。但事不遂人愿，集团公司战略改变，下令已运作三年的美国投资公司撤回。

  这让关建中深深体会到，在国有体制下约束太强，实现个人价值太难，这也促成了从未脱离过国有体制，也毫无评级从业经验的关建中“下海”，做起了大公的掌舵人。

  从1978年分配到山西省物价局到1998年“下海”至大公国际，关建中已有了20年的国有体制工作经历，对于他来说，这次转型机遇与风险并存。

  “那时完全没有评级行业的从业经验，说评级知道，但更多的就不知道了。”对于那时的贸然下海，关建中说，他抱着背水一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决心。

  评级是一个科技含量非常高的工作，而执掌一个评级公司，需要的不仅是战略眼光，好的决策能力，承受各种压力的心理素质，还需要懂评级，懂科研，做科研。

  要做到这些，对于一个几乎是“门外汉”的人来说，需要钢铁般的意志。

  回顾在大公的十多年，关建中遇到的困难太多太多，而且，单以金钱论成败，关建中和大公都不算太成功。朋友们也毫不避讳地劝导关建中：“做这个行业有什么意思，如今房地产的两个周期都过去了，你还在做这个，又挣不到钱。”

  但关建中说，他就是喜欢。

  “如果为了钱，凭我的能力，只要不做评级，可以挣到比这个多得多的钱。但这个行业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展太重要了。”

  “人生太短，要做一些对社会有价值，有长期影响的事情，不能光想着挣钱，庸庸碌碌。”

  因为理想，在十多年曲折的发展路程中，关建中和他执掌的大公选择了坚守。在主流意识主推合资之时，大公则站在了非主流行列，坚持“排外”，也因此，才有了今天依然可称为民族品牌的大公国际。

  坚持“排外”

  关建中刚接手大公时，市场评级需求匮乏，公司收入有限，困难重重。但关建中仍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委派公司一位副总到美国开分公司，主要任务就是与美国三大评级公司加强联络，促成这几个公司与大公的合作。

  这个目标实现了。

  1999年7月30日大公正式与穆迪签署技术合作协议，世界开始知道了大公的存在，而大公通过这一合作也受益颇多。

  但双方仅限于技术合作，当2002年，穆迪提出合资的构想时，关建中则选择了放弃，因为评级对国家、对社会的重要性，也因为，他认为用美国的标准来评价中国的市场并没有优势，合资没必要。尽管那时评级需求依然微弱，大公依然艰难。

  合资的诱惑继续。

  2005年，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启动带来了空前的评级需求，美国三大评级机构乘势而入，收购并控制了中国的一些评级机构，大公再次面临合资的诱惑。

  彼时，这些外资机构如日中天。面对强大的“美国势力”，管理层和普通员工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两名高管甚至质疑：“大公还能坚持多久？”且先后离开大公，一个转投至竞争对手旗下，另一个则干脆转行。

  缺乏国家支持的本土机构，那时的主流意识便是合资。基于此背景，标普、惠誉继穆迪之后找到大公，提出收购意向。

  标普一位女副总来到中国与关建中谈合资事宜，互相交换名片时，这位女副总一看到关建中名片上“大公国际”四个字后，便问“你们也有国际业务？”

  遭遇这一明显带着瞧不起的质疑，关建中说，深受刺激。但也只能坦然一笑回应称：“现在没有，但以后会有。”

  “深受刺激”后的关建中随后撰写《对中国信用评级业的再认识》一文，正式向社会宣布，大公要走民族品牌国际化发展道路，尽管，当时所有背景都不利于大公。

  期待政府扶持

  终于，大公迎来了它的历史机遇。

  金融危机后，三大评级机构遭遇声誉危机，关建中说，这是中国本土评级业崛起、也是大公走向世界的一次机遇。但是，市场依然信任甚至依赖三大，目前外资机构及其合资及合作机构仍占据着中国评级市场2/3以上的份额，这多少让关建中觉得有点可悲。

  “我们坚持了16年，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很多，但能有多少像我这样、像大公这样，在自己并没有挣到钱的情况下，持续投入做这些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关建中毫不掩饰对自己和大公的自豪。

  他说，目前中国评级业或民族评级业的发展仍未获得足够的重视，评级机构、尤其民族评级机构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

  不过，中国评级业的发展，面临的并不限于政府扶持待加强的问题，恶性竞争以及监管的缺乏，也为这个行业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大公是唯一的民族评级机构，从员工规模、研究团队、科研水准以及对行业的贡献都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但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评级占有率则由2006年的40%多逐步下降至现在不超过25%。

  对于这一局面，关建中颇感无奈。他说，央行划定了评级收费标准，且要求不能买卖级别。但在评级市场，买卖级别很普遍，很多发行机构进行公开级别招标，丝毫不藏着掖着，大公要独善其身，只能做出牺牲。

  关建中碰到过一家公司级别招标，这家公司就直接对参与招标的评级公司说，“报级别，价格好说，以级论价。”关建中说，这样的情况很普遍，也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但却没人问，没人管。

  新起点

  种种困难制约着大公，制约着中国本土评级业的发展，但这并没有影响关建中做大做强大公，带领大公走向国际的决心和信心。

  “总算我们这次获得了一个好的评价，这算是个好的新起点。”关建中说，大公希望成为国际、国内知名的信用评级机构。

  而当前，怎样把国家信用评级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如何把跨国金融机构、企业或信用交易迅速做起来？当大公被跨越式地推到了世界评级业的前沿和舞台时，大公又该如何表演？该用什么样的体制和机制实现制定的目标？等等这些，都是关建中和他的团队最近在考虑的问题。

  不过，当前大公发展面临的最大瓶颈还是资本，因此，股改和引入战略投资者是必然的，但这项工作进展缓慢。

  关建中说，主要是因为大公希望有个可持续发展的股权设计和治理结构。

  比如穆迪最大的股东是巴菲特，同时巴菲特又投资股市与债市，关建中认为，这种利益冲突在评级机构出现是一个很大的硬伤。因此，大公引入战投的原则是，第一要坚持民族品牌，不希望被外资控制，第二则要考虑大公的独立性，避免股东与公司经营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好在引资的工作渐渐有了眉目，关建中说，年底之前应该就能完成，大公希望尽快做大盘子，加快发展。

  “毕竟挑战错误的权威，甚至不是权威的权威，也需要一种能力。” 关建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