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挑战。如果处理不好因通胀率抬头和财富效应“不对称性”所导致的贫富群体之间的矛盾，以及贸易顺差扩大可能带来的中美贸易摩擦或冲突升级，中国经济的活力就只能靠政府的扶持，市场经济的活力就会大打折扣。而应对“内外利益”冲突，采用多渠道的解决方法，总要比单一方法好很多。

  孙立坚

  经济增长势头开始放缓、出口增长强劲所带来的“贸易顺差”又一次增大、财政收入增长显著……这些7月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给我们留下的鲜明而又强烈的印象是：促使中国经济今天发生变化的“势能”，不是市场“造血功能”所带来的内在活力，而是政府政策的变化、世界经济形势的复杂化和自然界的灾害所造成的外部影响。

  为了保证结构调整的计划能够健康有序地向前推进，中国政府大力整顿房地产市场、地方债和银行高风险的中间业务，由此带来了固定投资、工业增加值、经理人信心指数PMI、银行信贷规模和进口数量的显著滑落。虽然，多年来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很大程度都受到国外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但近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也是导致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较为疲软的重要因素之一。而PPI回落，对中国经济不一定是坏事，至少可以缓解我们一直以来担心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胀问题”。

  但是，7月份的数据也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挑战。尤其是如果不处理好潜在的各种利益冲突，那么，中国经济的活力就一直只能靠政府政策的扶持，由此带来的市场经济的活力就会大打折扣。最近，产业资本出现向金融资本转变的倾向，甚至大量资金被企业家闲置下来，而且有的还发展到“流出国门”的危险程度，就是一种市场机制还没有理顺的“信号”。

  第一类利益冲突，可能是由于通胀率的抬头和财富效应的“不对称性”所导致的贫富群体之间的矛盾。今天中国社会存在较为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所导致的贫富分化扩大问题，而中低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规避通胀风险的能力完全不同，切实需要解决的恰恰是人数占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问题。方法好像有不少，但在今天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产业升级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效果总是不理想。

  比如，很多中小民营企业外向度高，利润薄，业务附加值低，而恰恰是这类企业在大量解决了农民工的生存问题，但工资一涨，老板就扛不下去，失业就会增加，产业资本就会转向快进快出的金融市场，增加金融体系的市场风险。而目前企业能够承担涨工资负担的，往往都是利润较为丰厚、资产底子扎实的大型企业。但这些企业员工的平均工资本来就在社会平均水平之上，更何况一些垄断企业靠垄断利润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给员工带来实际收入增长的福利。这种格局，只能使低附加值企业产业升级更加困难，因为最关键的人才不会愿意去低收入的地方。要解决这一难题，我认为，中央政府应利用目前的财力为低收入阶层创造更多提高工资的有效方法。比如，通过退税鼓励民间资本创业，同时，进一步扶持这类企业升级，通过利润增长打开“加工资”的空间，从而形成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压力和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增长所带来的工资增长效应。另外，更应在社会福利等方面纠正对这类群体严重的机会不平等问题。因为给子女交不起高学费，所以他们的子女也进不了好学校，将来寻找高收入的竞争能力也会大打折扣。而这样不仅继续会影响到这些人老后的生活，也会影响到这个群体给社会所带来无法扭转的贫富差距。

  另外，“加息”也被市场认为是缓解贫富分化的一种权宜之计。但在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结构调整的压力下，升息就意味着对外释放退市信号，意味着要接受来自海外更多的负起“大国责任”的诉求。中国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处于对存款人“同情”的加息，会导致银行负债比例增加，再加上近期对银行业务的大力整顿，会更加影响到银行业的生存空间。如果同时加息，那么，中小企业的成本压力又会在人民币升值和涨工资的压力上再加一码，这有可能会恶化中国的产业空洞化问题。所以，目前的着力点，还是要为大量中小企业的活力复苏创造良好环境。

  依靠人民币大幅升值来降低物价水平，理论上也是一种能提高老百姓实际收入的办法。但在今天中国市场的消费水平还呈温和状态，政府还需要掌握更多社会资源来支撑市场繁荣的时候，若人民币大幅升值，大量对外依存度高的中小企业就会面临加息一样的境遇。而百姓的切实感受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只是暂时的“货币错觉”——手中的钱很管用，但是，未来的收入将因为企业的消亡而没了着落。

  第二类利益冲突，是因为贸易顺差扩大可能带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最近美国经济局势的不明朗，美元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的跳水以及美股不稳定的表现都使得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另外，欧元区制度存在明显的“步调不一致”的缺陷，欧洲经济也在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经济复苏的重担自然而然就会转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尤其是亚洲地区外汇储备丰富的国家中。于是，要求人民币加快升值步伐，开放市场让欧美投资者来赚钱的这类呼声正日益增大。

  “直面对抗”虽然是一种大国形象维护所需要的手段，但如何“顺势而为”也是需要我们拿出智慧的地方。比如，利用人民币升值的购买力条件，在不会造成国内产业空洞化的前提下，让部分企业走出去，或者在不会造成“后方失火”的条件下让金融机构带着人民币走出去，推动其国际化的进程等。最近，银监会要求银行将表外业务纳入到表内来，提高银行的稳健性指标，看上去给银行增添了很大压力，但如果我们的银行业一旦达到国际银行业稳健性标准，政府是否会去推动让银行业进入国际市场开展人民币国际业务，从而提升中国银行业整体的盈利能力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今天的“堵”，是出于为了明天的“疏”的目的，那么这轮银行业整顿的意义就非同小可。还有就是增加政府组织的“海外采购”行为以替代风险较大的人民币升值的做法。但这就要求美方能提供我们企业以很好的消费和投资环境，而不能设置种种政治壁垒。再有就是将美元外汇储备的一部分置换到非美元高收益的资产中，以减少人民币升值后美元资产缩水给我们造成的负面影响。各种迹象显示，中国政府正在加强此类外储资产管理。

  无论如何，在“内外利益”冲突问题上，采用多渠道的解决方法要比单一方法好很多。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