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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首席编辑

  □作者 亚夫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在保持短期连续性与稳定性的同时，也从应急反应向全面调整过渡，相应的投资、消费、出口政策，以及产业与区域经济政策正在加速更新，政策走向渐趋明朗。

  在当代中国，谁也不能忽视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由于国情特殊，加上社会发展又处在转型阶段，宏观政策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广泛、非常直接的。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宏观政策的动向心存疑虑。一方面是在财政与货币政策层面继续强调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是在产业与区域经济层面出台了一系列调整力度很大的措施和规划。

  怎么解析这种政策方向似乎不一致的情况呢？如果局限于某个时间点上看问题，确实会有疑惑，产生看不清楚的感觉。但是，如果把分析问题的时间拉长一点，从2008年秋天算起，政策演变的线索就清楚了。因为那个秋天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内外部环境，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为了应对急遽转坏的外部经济环境，稳住国内就业、市场和企业生产，从2008年底开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突发经济状况的应急反应。这些措施要产生效果，一方面要看世界经济是否稳定下来，另一方面还要看国内就业情况、企业生产和市场情况。因此，在多个不确定因素还未明朗之前，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急救作用还是不能取消的。

  与此同时，各方也意识到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不只是局部的问题，而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总爆发，是一个大棋局重新洗牌的开始。因此，从那个时间点起，中国也开始了全方位的政策调整，从内外需关系到产业结构、区域经济都出现了一系列调整，尤其是提出转变发展方式，这标志着中国将要从根本上改变过去30年沿用的发展战略。这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最大变化。

  弄清楚中国经济在短期应急反应和长期战略布局两方面的考虑，弄清楚这两根线索的各自变化轨迹，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于宏观经济政策有看似模糊、把握不定的疑虑了。从总体上看，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都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因此经济政策的全面调整是必然的、急迫的。

  现在的问题是，政策将要朝哪个方向调整？由于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前提条件变化了，因此政策调整的方向也就不会再模糊下去了。从现在的情况看，未来的宏观政策走向正越来越清晰。具体到投资、消费、出口，以及内外需关系、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区域经济的重新布局，都将在国家新的发展战略指导下，逐步趋于明朗。

  比如，未来的投资政策会是一种什么取向呢？有三个观察点不可忽视。第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投资仍将是中国经济的引擎之一。这是由继续增长的就业人口、工业化和城镇化、中西部发展落差所决定的；第二，中西部及欠发达地区将是投资主战场；第三，从投资主体到投资对象以及投资市场的形成，未来投资结构将有所变化，民间投资和服务于内需的投资将成为主流。

  未来消费政策又怎样呢？也有三个观察点。第一，扩大国内居民最终消费将是一个长期问题。这涉及到社会财富分配、城乡居民收入，以及消费环境改善等问题；第二，绿色环保消费将成为政策倡导的主流。第三，消费、投资与储蓄的关系需要疏导。合理消费、健康消费将是一个社会命题。

  未来进出口政策，特别是出口政策又怎样呢？同样也有三个视点。第一，原材料进出口将会根据以内需为主导的发展战略，从全球资源分布与供求的角度，重新进行布局；第二，制造业环节，特别是来料加工环节，需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劳动力、环境、资源等成本因素，进行再评估；第三，在商业流通环节，要极力改变缺少话语权的弱势状态，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至于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的重新布局，更是一个影响未来30年发展的大动作。也需要考虑三个问题。一是人口的合理聚集问题。过去那种聚散严重失衡的状况，需要在新的发展战略下得到纠正。这将直接影响房地产走向。二是生产要素禀赋问题。不仅要关注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更要关注人文资源的合理保护与开发利用。三是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焦点。

  从这几方面来观察，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就不会模糊了。投资界所要做的，将是更细化地研究具体的操作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