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旺
随着国际市场消费需求相对萎缩，中国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好日子正成为过去。以反倾销为标志的国际贸易矛盾的上升，迫使中国重新审视过去的高能耗、低劳动力成本、高污染及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增长方式。寻找培育新市场“对冲”国际市场萎缩负面效果，才能保持中国经济在“掌控在我”的基础上可持续增长。
国内市场增长或者新市场的形成，需要最终消费增长，而最终消费增长，需要中低收入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实际收入的增长，既有货币形式的工薪水平上升，又有福利形式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的提供。当前，有关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在城市已全面展开并基本落实，相关制度建设的落实，重点是做好农村居民的福利和医疗保障。对于农民，实际收入的提高，除了保障制度创新外，还有农业投入、农业保险、农村建设方面，需要国家、城市、工业进行支持、反哺或反馈，才能实现制度创新下的市场创新。
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无论是国家的扶持还是城市的反馈、工业的反哺，是提升中国社会经济福利水平总体上升与优化的正确选择。对此，笔者提出设想：
其一，国家可否考虑建立专门用于扶持三农的专项资金、基金和储备，开展对农村的种子、农资、交通、基建、教育、保险的专门投入。按中国加入WTO的相关承诺，加大对农业投入，加大对农村基本建设的支持，从而为农民提供农业大生产的科学保障、农业产品交易的物理保障，在交通、通讯等方面城乡一体，促进农业生产的基本稳定和可持续增长。三农专门基金还要对农民的医保、社保、就业保障提供保障性支持，有了社会消费医疗保障，便能激发起农民的消费热情，进而重塑一个新的消费市场。如果在家电、通讯、汽车、建材、农资等领域形成持续发展的新市场，那将会在国内充分吸收已呈现产能过大局面的工业产能，是避免经济危机和提高整体经济效率的基本功。
要实现市场创新，需要先有国家投入，或者先要有城市反馈农村的政策保障。如果考虑到当前中国农民收入或消费水平大约只有美国平均水平的七十分之一，只要国家能在农业生产、农村社会建设、农民社会和医疗保障上下功夫，根据2008年金融危机时农民国家优惠补助与消费乘数1：4的关系，国家的投入，将会通过工商业税收的增长回收，于无形中开拓中国特殊的新兴市场。农村市场的新起与扩容，将直接消化过剩的工业产能，将直接导致农村商品零售总额的上升，直接拉升中国社会消费总额的增长，从而减轻对外贸增长的依赖，为中国经济在对外开放中保持自主性提供制度性支持。
其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深化，促进土地流转，形成流动性溢价。中国农民所以能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为经济发展作贡献，主要是因为自己家庭名下有“承包”地。承包地的权利，在一定意义上讲，既是农民“自我就业”的保障，也是农民的社会保险。2008年金融危机时，民工回乡将城市失业的压力转移到农村，但未来如果再遇到金融危机，新一代农民工恐怕会选择待在城市，因此解决土地承包权的“证券化”，已是经济发展基本的需要。全国18亿亩耕地，如以每亩年农业纯收益1000元计，每年是1.8万亿产值，如果按70年承包权现金折现，农民承包权具备126万亿的证券“价值”。如果农业经营股权化，农民以土地折现入股当股东，以土地承包权入股的公司，只收取固定股息，即享受优先股收益，农民就可以打起铺盖进入城市。这样离了乡的农民，根仍留在农村，因为股息可以看成是一种收益保障，可类比于社会保障基金或者养老基金。如果进城的农民已有固定住处、有固定工作，应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应的待遇。如果能实现这一点，农民进城创业，也不会是白手起家，可以通过公开交易的土地市场拍卖承包权，从而获得第一桶创业资金。诚如是，农民进城将会给城市带来新的消费主力，为城市的消费扩容和消费升级打开空间。
其三，建立农村土地交易相对应的农村金融体系。无论是国家对农村的回馈，还是城市对农村的回哺，都需要建立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制度基础上，因此，建立与新三农建设相对应的新金融，已刻不容缓。与社会主义大农业相关的农村土地承包权证券化或信托化的基金、农业生产资料保障基金、农村交通建设发展基金、农村社会发展基金、农村医疗保障基金、农民再教育与培训基金，都需要从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中筹措。要使这些基金持续扩大并能保障新三农发展的需要，就得创新现有的金融体系，这些“农村”基金，是一种新的中介性金融组织，只按法规与政策规定动作，以保值增值而为新三农服务，在税收、产品、机制、组织等方面都需要有别于服务于城市的各类基金。因此，面向农村发展的新的财务顾问或理财产业将可能应运而生。要保障这些基金能够稳定运行，迫切需要法制创新。这些基金的稳定运行和保值增值，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大农业和新型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农民形成的基本要求。
如果上述三方面能够有机协同推进，就可能构建改革户口制度、发展新三农的新机制，从而有可能建立起城乡统筹、地区平衡、结构优化、市场创新的新格局，进而逐步形成中国经济发展新的起跑点。
（作者系华宝证券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