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

  民企500强去年税后净利润总和达到了2179.52亿元，面对艰难的经济时局，同比仍能上升32.84%，实属不易。但是跟央企的利润相比，这个数字却又立马显得有些可怜了：仅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两家央企去年就分别获得净利为1458亿元和1033亿元，利润之和超过了500强民企。到底中国移动、中国石油都是占有垄断地位的行业龙头，而民营企业则大多在白热化竞争的“红海”中艰难求生存。

  企业之间的充分竞争，可以促进企业不断提升质量、服务、创新并推低价格水平，进而增加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实现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垄断，从来都是市场经济的天敌。正因为如此，《反垄断法》被誉为市场经济的根本大法。

  不久前的一件小事，颇能反映行业龙头的傲慢。有报道说，某手机在2月的162个通话计费记录中，就有7个错误话单，计费差错率高达4.3% 。统计专家分析认为，手机用户大约3000亿年才可能遭遇一次这样的情况。而且按照我国通信行业的标准要求，计费差错率不得大于万分之一。

  中国移动何以粗疏、胆大至此？想来，一则他们估计没有几个用户会有足够的精力和耐心去认真核对账单，二则恐怕就是行业龙头地位带给他们的那股霸气了。根据中国移动2009年的财报，其客户总数达5.22亿，市场占有率约70.6%。事实上，中国的移动通讯市场基本上由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两家瓜分，形成了经济学上典型的“双头垄断”。在这种模式下，双方的“沟通成本”是很低的。例如，如果双方在手机通讯费标准上达成默契、不打价格战，那么消费者只能默默接受昂贵的通讯费。事实上，竞争不足正是我国手机资费标准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水平的关键原因。

  滥用行业龙头地位的，不只是中国移动。例如，每到油价上涨之前，市场往往会出现加油难，部分加油站故意停止、限制供应燃油，以求获得更高利润。此外，面对油价“涨得快、降得慢”的怪现象，居民不也都无可奈何么？对那些行业龙头霸主而言，消费者满意度是他们最不必关心的指标。

  试想一下，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上，犯下中国移动计费差错率高达4.3%之类的过错，将不啻于灭顶之灾：公司信誉扫地、客户大量流失、公司股价暴跌、竞争对手趁机攻城略地……

  垄断，也会危及国家利益。长期以来，我国汽车行业基本被大众、通用等国外品牌所瓜分，国内合资方虽然也能获得很大利润分成，但在发展本土汽车品牌方面却始终少有进展。比亚迪、吉利、奇瑞等本土汽车品牌介入后，迅速崛起，不仅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更是大大压低了汽车价格，让消费者大大受益。奇瑞在发动机上的自主知识产权打破了所谓核心技术难突破的观念，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成就赢得了巴菲特的青睐，吉利更是大胆收购了国际大品牌沃尔沃。所有这些成绩，让那些长期躺在行业龙头优势地位上怡然自得的汽车合资公司如何不汗颜？

  长期以来， “小孩上学难”、“看病难”成了顽疾，究其原因，也是因为供给不足。一些行政部门打着保证医疗质量、教育质量的旗号，牢牢抓住手中的审批之权，导致医疗服务和教育服务供不应求。

  垄断的危害，不仅在于社会福利偏离最大化状态，而且行业龙头企业往往企图通过寻租来巩固或者延长其霸主地位，诱发更多的社会效率损失。个别企业的霸主地位往往是政府通过管制设置进入壁垒的结果。在反垄断的权威学者施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看来，管制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供给者是政府官员，需求者是某些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对管制有需求，是因为管制能为提高进入壁垒、降低竞争强度，帮助他们谋取更多利润。施蒂格勒由此坚决主张，政府应尽可能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让各经济主体展开自由竞争，才是通往经济效率最优化的正途。

  市场经济的要义在于“费厄泼赖”（fair play）。而要实现公平竞争，唯有依赖独立的司法体系，而非政府部门的裁决。因为政府部门也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不能既踢球又当裁判。在我国，这个问题尤其突出：一方面，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大量国有企业；另一方面，政府不仅掌握了大量行政资源，而且又不时地颁布一些行政法规去影响经济参与主体。面对反垄断法，不仅大型国企，甚至政府部门都有可能成为被起诉的对象。为此，提升司法独立性，避免选择性执法，已成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考验。

  （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