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豪杰

  按照“华盛顿共识”，要促使一个国家获得经济快速的增长必须满足三个核心条件即产权私有化、自由化与稳定化。按照这样的理论，在中国法治、产权保护等还很不健全，金融体系和商业环境也还很不尽如人意的条件下，是不应该取得经济发展奇迹的，这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之为“中国经济发展之谜”。

  200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巴里·诺顿（Barry·Naughton）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该书以翔实的数据资、宏大的历史视野以及跨国的比较研究，力图为海内外学者展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面貌。诺顿并没有运用非常复杂的数理模型，而是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中的基本要素出发，来构建分析框架。

  在本书前半部分，诺顿首先分析了中国的地理特征、土地和人口结构、人力资本等资源禀赋条件，并把它作为该书分析的基点。为了对中国转型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研究的铺垫，他先从历史的视角评述了1949年以前近一千年的经济史，接着论述了1949年后的经济发展阶段，为了展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状况，他还特意运用两章的篇幅分别阐述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针对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诺顿教在本书后半部分，花用了6章的篇幅详尽分析农村和城市两个经济部门，这样的分析思路符合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框架。他从农村组织、农业技术和农业的产业化等三个方面评说农村经济，从工业、结构变化和技术知识等三个方面评述城市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利用“后发优势”进行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这自然与对外开放是密切相关的。为此，诺顿从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两个最为重要方面来分析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并结合中国财政和货币政策体制的变迁，着重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问题，中国金融体制的变迁以及环境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相关问题。

  在转型经济学中，存在“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的学派之争，无疑，诺顿是“渐进主义”的著名代表。事实上，这本著作反映了诺顿教授对中国转型的一个研究视角。鉴于中国的历史遗产和禀赋特征与苏联等转型国家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基于信息理论的基础上，他得出中国转型“渐进主义增量改革”的必然性。本书的研究体系，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诺顿的这一思想。

  虽然诺顿教授这部力作内容非常充实，但也难免存在遗憾之处，本书的研究面铺得很广，也就很难就一个问题作非常深入的讨论。本书关注点始终在经济的实际运行层面，较少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问题。中国政治集中经济分权的制度形式，决定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事实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激励机制，就在于为GDP增长而竞争的地方政府的推动，虽然诺顿教授在著作也提到中国具有这样的体制特征，例如，他在书中提到“政府、企业与金融组织的合作创造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无与伦比的集中力。对中国来说，为了尽快成长为一种更多样化、更为分权且更加灵活的创业型经济，在接下来的10年内，一个最为紧迫的挑战就是控制和削弱这种力量”。但诺顿没有把这个方向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上来研究。对此，张五常教授有独树一帜的研究成果。而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恰是打开“中国经济发展之谜”的钥匙，也是中国真正实现向高增长模式和新发展阶段转变的关键因素所在。

  政府职能的转变与治理则需要法治。而法治的经济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政府的约束和规范交易主体的契约执行。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约束政府的行为，是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从目前来看，我国的法治还远没有健全，司法独立性不强，地方法院几乎完全受控于地方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往往就会肆意干预经济，以至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笔者认为，沿着诺顿教授的研究路径，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下一步扩展的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