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勇

  国民经济的内部失衡总会等于外部失衡，这是一个恒等式的关系，而要实现经济再平衡，可从外部失衡着手，也可从内部失衡着手。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者认为，汇率升值会受到来自国际游资的干扰，汇率通常不是实现内外平衡的可行途径；其实，在固定的名义汇率下，通过工资和物价的变化，实际汇率会作出充分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基本平衡。

  正是从这个角度，包括斯坦福大学的罗纳德·麦金农教授在内的一些学者，近日表达了对中国重启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不同看法，认为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不确定性会干扰企业增加工资，而升值对涨工资也会构成替代关系，结果由于内部失衡得不到调整，外部失衡也会无从缓解。

  然而，上述观点只有在工资能灵活调整的情况下才能成立，而工资和物价能够充分且及时调整的假定，在很多时候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萨缪尔森－巴拉萨效应预言，在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的国家，实际汇率将同步升值。然而，十多年来，中国的工资和物价，以及人民币汇率都保持了相对稳定。显然，如果工资获得了足够的上涨，将会部分抵消“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减少顺差，并让外汇储备积累放缓；同时，工资充分的上涨也会改善国民收入在家庭、企业和政府间的分配，提升家庭消费，降低储蓄率。然而，这两点都没有出现。

  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供给，限制了萨缪尔森－巴拉萨效应。鉴于近期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一些变化，有人认为，工资调整的步伐将明显加快，而这将减轻汇率调整的压力。今年以来，用工荒比往年更加严重，劳资摩擦有所加剧，市场工资和最低工资有较明显上升。对这些变化，笔者以为，与其说是中国劳动力供给进入短缺时期的光兆性表征，还不如说是对过去工资过低增长的滞后纠正。中国目前正处于人口结构最为有利的时期，农村人口比重远远大大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依然显著。在国家相关政策的作用下，工资会保持温和上涨，但鉴于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基本格局，工资上升的力量不足以促成实际汇率的充分调整。

  谈及汇率，总绕不开对日本经验的解读。麦金农教授说，在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日本上演了战后奇迹：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直到1971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货币工资增速达10%以上。到了1971年，由于当时日本已成美国最大的工业竞争对手，美国开始错误地逼迫日元升值。1990年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跌入一轮通货紧缩低迷期，至今尚未恢复。就在今年，日本的工资水平事实上还出现了下降。

  这个描述完全是从汇率角度来解释日本经济的兴衰。不应忽视的是，与日元同启升值进程的还有当时西德的马克，当时的西德经济并未遭遇日本式梦魇。日本工资的上升幅度与经济增长是同步的，而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则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汇率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但并非决定性的。在人口结构上，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已显现，储蓄率和投资率随之下滑。在经济增长动力上，日本企业未能及时跟进新经济浪潮，领导创新的能力减弱。在政策上，与日元升值相伴随的是，日本长期实施了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以期抵消本币升值对日本企业的冲击。

  假以时日，中国的工资调整机制会足够健全，那时出口部门扩张会增加劳动力市场需求，进而工资水平上升，并带动有效汇率上升。但这一条件目前还不具备。现在，政策面是可以建议加快工资上涨幅度，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最终决定一般工资水平的，还是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基本格局。由于在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在相当长时间里依然较大，工资可能还无法获得与劳动生产率同等幅度的增加。

  总之，汇率体制改革与工资上涨不存在理论上的显著对立关系。在当前条件下，劳动力市场是抑制工资上涨的主要因素，而不是名义汇率。在短期，汇率是个不可替代的手段，升值比涨工资更容易操作，说服企业加工资并不容易。

  升值和工资上升之间，除了有替代关系以外，还有着明显的互补关系，过多地强调前者有失偏颇。完全依赖涨工资调整实际汇率，会对国内通胀造成较大压力。这中间的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机制尤其值得关注。如果物价上涨很快赶上工资上升，那么实际工资则静止不动。汇率升值有利于控制国内整体的通胀水平，从而为涨工资提供空间，并能提升货币工资的购买力。此外，工资上升不仅会增加出口企业成本，也会增加非出口企业的成本；而升值则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出口部门的生产成本，从而更好地调节内外失衡。

  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以及显著的内外失衡，决定了需要依赖多种手段调整经济结构，这也意味着这些手段有着很大的互补空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涨工资和汇率体制改革可以携手并进。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宏观经济金融观察研究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