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瑾

  世界天天在变，是在变好还是变坏呢？这个世界，会变好么？

  据说，这句话曾经是梁漱溟的父亲梁济的疑惑，他曾亲口问过梁漱溟。那是在他1918年11月，梁漱溟时年二十五岁，已经以《究元决疑论》而获得蔡元培的赏识，成了北京大学的老师。他来与父亲讨论当时甚是热门的欧战时事，他记得当时的回答是：“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九十多年一闪而过，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仍旧不太平。今天看来，梁漱溟的回答不仅像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所谓“我是怀疑主义者，因此我不可能是悲观主义者”，更类似欧洲趋势大师马蒂亚斯·霍尔茨的乐观主义；“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未来，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好。世界每天都为我们带来了一点点小奖赏。” 甚至，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忍受饥饿的孩子越来越少；人们用一美元换来了更多的东西；有趣的小发明被越来越多地创造出来；男女之间、夫妻之间、父辈与子辈之间、邻里之间、国家与人民之间，权力的气息都在逐渐减弱；每一天，被杀害的人数都在逐渐减少……

  打住，怎么有点像田园牧歌？“当我是傻瓜吗？”霍尔茨显然早早预感到了这样的反应，在《这个世界会好的》中，他竭力张扬一种对未来更为乐观的理念。讨论乐观，首先应讨论我们当前的为何恐惧，特别这种恐惧的起因深深地根植于不断演变的历史中、根植于人类古老的思想中，而他尽力向我们证明，数千年来寻求控制我们的灵魂与情感的悲观预言，只是一种病态。霍尔茨将这种恐惧机制归结为“末日论”的社会文化现象。一般而言，正是基于这种末世论的恐惧心理，危机的发生在界定某个确定期限的同时，又往往用象征的手法艺术化模糊处理，混杂之下，结果是朝着有利于演变为被简化了的、恰好是灾难性的公众事件方向发展，比如今日大家耳熟能详的玛雅人2012地球毁灭的预言。

  在一个“去魅化”的后工业时代，世人却还是会被恐惧所攫取，霍尔茨认为这并非偶然，末世论其实是一种权力制造系统，这些表面“使我们感到些许快乐、些许毛骨悚然的传媒骚动”背后的一切，都与政治团体息息相关，他们往往“通过尖锐的分析，世界衰亡的观点被提高至大众意识层面，并同时进行共享，这属于今天人们最中意的工作。人们充满了贫苦问题的日常生活是枯燥无味的，但面临的灾难却是极度有趣的。”于是乎，电视的镜头“始终追随着穷困的贫民窟、哭泣的人们、榨取自然或破坏森林的奸诈笑声”。

  恐惧来了又去，却始终不曾停止，因为恐怖有如病毒，周而复始地传播，人类的善忘也使得此类“病毒”有了滋生土壤。恰恰也正因为这是个善忘的信息时代，于是对于恐惧的消费成为前途无量的市场。比如在美国，末日论成功地改变了整个营养链，以至于一年内在所有的超市里，肉、蛋和油脂都满满地堆在货架上，而面条和麦片却都被扔进了肮脏的角落里。这一切都是因为“科学家认定”：持续蔓延的肥胖症是由于人们摄入了太多的碳水化合物！

  几千年来，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的论证从来没有停止过，显然，霍尔茨也承认，悲观态度也不乏积极作用。确实，“疯牛病”可能比人们担心的造成的牺牲要少——但对病毒的恐惧难道没有迫使人们更深入地思考食品安全问题吗？不错，“森林灭绝”被证实是媒体故事中最大的骗局之一——然而，难道不是由此催生了汽车燃料的改进和新空气洁净标准吗？他也引用了一些美国的研究来说明。在一项对250名参与者的长期研究中，美国心理学家苏珊娜·吉格施托姆通过对于250名参与者的长期研究，发现了悲观主义造福社会的一面：和乐观主义者相比，悲观主义者能更容易地适应真正的生活危机。这个案例也得到其他的生活常识支持，比如“健康疑心者”往往活得更长久，因为疑心使他们更多更早接触医生。尽管如此，悲观主义在竞争上的优势或许可以解释悲观存在的理由，然而乐观主义也不逊色。马蒂亚斯·霍尔茨更为推崇一种现实的乐观态度：首先，利己主义是健康的，因为我们都在试图改善处境，人们都是由血肉和欲望组成的有机生命体；其次，相互协商与合作是人类竞赛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整体力量比部分要大得多。甚至，他强调了忧虑的唯心乐观主义与进化的怀疑乐观主义的分别：在唯心乐观主义希望乐观者争取一切理想事物的同时（最终必定总是因此而失望），理性的乐观主义反而将世界看成系统化的自控机制。

  若问悲观与乐观哪个在进化上更有优势，哪个更有利于地球发展？ 30年前，也是9月，一位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打了一个赌。前者认为随着人类发展,资源并非有限，而生态学家则认为根据简单计算即可得知短缺态势不可更改，他们的标的物是铬、铜、镍、锡、钨五种金属，各种买入200美元份额，十年之后根据金属价格涨跌支付对方差价，金属涨了，生态学家赢，金属跌了，经济学家赢。期限很长，赌注不大，但却引来各方关注。结果如何？到了1990年，胜负分明，这五种金属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外，均比原来便宜。不过，与其说经济学家赢了，不如说技术进步以及价值规律发挥了作用。

  不过，十年太短，人类的历史又太长。回到开篇，梁济听梁漱溟说完之后，说了一句“能好就好啊！”就匆匆出门，三天之后投湖自尽。在那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知识分子的悲观情绪并不鲜见，梁济并不是偶然案例。世界没有一刻消停，今天仍旧是一个太多不确定性的年代，我们需要的，也许是对未来的报以信任。

  如果说末日论反映出一种对人类的极度不信任，那么进化乐观主义与之相反，在承认世界不完美的前提下，竭力从生活中寻找信任。如马蒂亚斯?霍尔茨所言，从长期来看，进化乐观主义把信任置于生活之中，因为真正的信任，意味着“对人类怀有宽恕之心，信任人类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