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谦

  今天，中国企业正在大踏步进入中东欧国家。这一次，因势利导的中国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把金融海啸带来的挑战和危机转变成了机遇。

  以波兰为例，截至2007年中国在波兰的投资额累计仅为7000万欧元，而今年一年可能达到5亿欧元，并为波兰创造3，230个就业机会。如此迅猛的增长速度确实令人瞩目！美国《纽约时报》说：“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半岛，腰缠万贯的中国企业正在购买房地产和竞拍建设公共基础设施的合同；这一情况在将于2012年共同举办欧洲足球锦标赛的波兰和乌克兰尤为突出。”英国《金融时报》则说，中国企业在匈牙利修建移动电话网络、在波兰修建高速公路、在塞尔维亚投资建设发电厂、在保加利亚生产汽车，影响日益增强。

  希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早在本世纪初就把目光投向资源丰富、劳动力素质较好、民众购买力较强并将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但当时中东欧经济界的兴趣主要集中于美国和西欧的资金、技术、市场和商品，对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不仅兴趣不大，而且有诸多限制。例如，当时持“因公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都很难获得中东欧国家的签证，私营企业家和雇员尤甚。笔者就经常听在欧洲从事经贸活动的中国人说：谁能获准到中东欧去开店设厂，谁就发财了。2004年，在华沙据说只有两家中国餐馆，其中一家还远在人气不足的华沙郊区。

  然而，金融海啸发生后，自身难保的西欧和美国收紧了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和贷款。而钱包缩水的居民也买不起价格昂贵的西欧和美国商品了，于是，他们的目光转向了拥有大量外汇和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

  匈牙利著名企业博苏化学品公司与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的成功合作就是一个显例。建于1949年的博苏公司曾是匈牙利生产化肥的重要企业，1991年实现私有化，5年后向公众出售公司股票。2006年公司被两家私营控股基金并购以后开始改造。为此，公司寄希望于投资者提供改造所需的巨额资金。然而，在金融海啸后，公司不仅难以从欧美获得新的投资，还欠了高达10亿欧元的债务。今年6月，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了1.4亿欧元用于建设一个生产异氰酸盐的工厂；条件是万华获得博苏的控股公司——匈牙利第一化学品公司38%的股权，并在今后两年内买下其余股权。对此，博苏公司是满意的。首席执行官沃尔夫冈·布切勒说，博苏公司从地区性企业一跃成为有全球眼光的大集团的成员之一。中国的万华公司则获得了在欧盟内部的立脚点，在博苏公司生产的产品能不再受关税壁垒的阻碍而行销整个欧盟市场。

  现在，中东欧国家政府和企业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有了较为积极的态度。7月26日，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9国在上海世博会园区内联合举行“中东欧投资日”，热情地向中国经济界介绍这些国家的投资环境。

  但是，多年来，西方是把实现政经转轨的中东欧国家视为“冷战胜利的红利”，把该地区视为西方的“专属领地”。中国企业扩大在中东欧的投资，他们心里当然不舒服，因此便发出了一些杂音。例如，英国广播公司居心叵测地渲染，中国企业对中东欧的投资是有长期战略考虑的，那就是在12个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以后，中国企业可将中东欧国家作为进入欧盟大市场的跳板。某些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欧洲企业也无端指责说，中国企业在竞争中获胜是因为得到了政府的财政补贴。还有人甚至又趁机鼓吹“中国威胁论”。

  设在布鲁塞尔的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部主任乔纳森·霍尔斯拉格耸人听闻地将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比喻为“越过多瑙河的坦克”，他说，来自中国的投资将使欧盟“丧失在自家门口的政治影响力”，并可能使该地区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为此，“欧盟应该保持警惕”，“提高欧盟经济政策的效率，以巩固欧盟在其边缘地区的影响力”。虽然这些杂音尚不等同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有关政策，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对此需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相对于西欧国家来说，某些中东欧国家的社会政治不太稳定，法规也不太健全，执法机构和人员的腐败也较为严重，中国企业在那里投资经商所遇到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同时，与有殖民历史的西欧国家的民众相比，中东欧国家的民众还比较缺少与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员相处的经验和心理准备，容易受到各种排外思潮的蛊惑。为此，中国有关部门有必要对在那里投资的中国企业及其人员加强引导和管理，帮助中国企业和合作伙伴实现互利双赢，教育他们遵守东道国的法律，尊重当地的文化和社会风俗，鼓励在当地长期工作和生活的中方人员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以积极的态度融入东道国社会，以便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长期经贸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系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