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是凯恩斯主义、自由主义或熊彼特主义，还是哪家哪派经济学理论能引领世界重新走向繁荣？这是一个值得观察的问题。因为，当世界经济处于百年一遇的大危机时，一定要对各派经济学家提出的救治方案进行仔细甄别，否则就有可能铸成大错。
⊙华民
最近读了由美国著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戴维森的新作《凯恩斯方案：通向全球经济复苏与繁荣之路》一书，感受颇深。书中提出的许多有关危机治理的政策主张均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特别是当世界经济处于百年一遇的大危机时期，一定要对各派经济学家提出的救治方案仔细加以甄别，否则就有可能铸成大错。
戴维森一向推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反对把“一切交给市场”来解决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008年危机发生后，戴维森认为有必要把凯恩斯主义重新介绍给世界各国的政府和普通读者，以便能够让世界早日走出这场百年一遇的大危机。
在戴维森看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差别就在于对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和有效的，一切政府干预都是多余的，而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看来，市场本身并不都能确保经济走向繁荣，当居民的储蓄存款不能通过金融市场的运作而被用于生产性投资，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的时候，就会产生失业，从而造成经济衰退、直至萧条。
尽管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千方百计地想要设计出一种有效的金融市场制度，来提高储蓄的配置效率，但是，2008年的危机告诉人们，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这种努力并未获得成功。因此，现在该是到了重温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采用凯恩斯主义方案来拯救世界的时候了。
在戴维森看来，凯恩斯主义拯救方案的关键所在，就是通过政府购买来扩大对厂商与公司产品的需求，进而达到制造利润机会来鼓励企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以确保国家尽快从经济萧条中恢复经济增长。考虑到政府购买可能产生的问题，戴维森对凯恩斯主义拯救方案的有关细节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具体来说，有这样几点：第一，关于政府购买的现金来源问题，戴维森认为可以通过政府举债来加以解决，只要长期内债务可以平衡，在萧条时举债是明智的选择。
第二，关于政府举债创造市场需求是否会带来通货膨胀的问题，戴维森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他看来，只要政府购买能够创造就业机会，那么由就业机会增加和收入水平提高所造成的物价上涨并不会影响居民的实际收入，从而也算不上是真正的通货膨胀，只是经济进入景气或者繁荣的表现而已。
第三，要使凯恩斯主义拯救方案奏效，政府的退出时机要控制得当，用他的原话来讲，如果政府计划以投资拉动刺激经济恢复，但却在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之前就终止的话，那么政府就将难以达到实现经济恢复的目的。
第四，要使政府的投资刺激计划奏效，没有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改革是难以想像的，一个充满投机的金融市场有可能把政府所作的努力抵消掉，所以，戴维森认为必须对现有的、被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惯坏的金融市场进行彻底的改革。
第五，在戴维森看来，真正构成凯恩斯主义拯救方案之障碍的因素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将从两个方面影响到凯恩斯主义拯救方案的有效性：一是由全球化造成的工资水平的普遍下降限制了政府为增加就业和收入所作的努力；二是由全球化所造成的跨国生产降低了凯恩斯方案的乘数效应，因为在跨国生产的时代，由政府采取刺激政策而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可能通过跨国公司的业务外包而外溢到其他国家，从而导致乘数效应的消失。正是考虑到以上两点，戴维森对世界自由的贸易体系也提出了批评，主张发达国家的政府为了确保政府刺激政策的乘数足够大，有必要对贸易进行管制性干预。
现在的问题是：在世界经济再次处于百年一遇的危机冲击时，我们能否像戴维森所极力主张的那样，采取凯恩斯主义方案来帮助世界经济重新走向繁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有必要来回顾一下历史。
戴维森在书中反复强调，受到1929至33年大萧条之重创的美国是依靠凯恩斯主义方案重新走向繁荣的，然而，这样的说法并没有根据，因为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的经济并未得到有效的复苏，更加不用说创造繁荣了。美国经济最后走出大萧条、走向繁荣，靠的是美国正式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如果再把时间往后推延50年，那么历史再次表明，面对石油危机的冲击，美国走出经济衰退的主要方法仍然不是凯恩斯主义的，而是自由主义的，里根政府通过放松管制、充分发挥市场力量，造就了一场伟大的因特网革命，从而引领世界经济走进了信息化时代的经济繁荣。
所以，迄今为止，历史并没有证实凯恩斯主义方案能够拯救世界从危机走向繁荣，凯恩斯主义方案所能起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阻止危机的恶化，让危机以“软着陆”、而不是“硬着陆”的方式完成其必须要经历的过程，道理很简单，因为归根到底政府本身并不是一个创造财富的部门。比如，在本次危机后，世界各国普遍出现了经济衰退，但是还未发生萧条，就是因为大家都选择了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方案。
即便如此，从今天的国际经济环境来看，凯恩斯主义救治方案的有效性也正在趋于弱化。2008年世界危机发生以来，世界各国的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凯恩主义方案来救市，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两年，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无就业的复苏”，世界经济随时都有重新回归衰退的可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使得凯恩斯主义的救治方案大打折扣。
在凯恩斯在世的时代，大多数适合政府投资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都具有劳动要素密集的技术特征，因此，在那个时代，尽管政府推行凯恩斯主义救治方案并不能引领经济直接进入繁荣，但是却可以通过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来创造较多的就业机会，阻止经济由衰退掉进萧条的深渊。
然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大量非中性的、即节约劳动的技术不仅在私人消费品生产部门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而且也在政府长袖善舞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得到了普遍的采用。由技术进步造成的这种结构性变化，使得凯恩斯主义救治方案的作用力大大下降，因为同样数量的政府投资，在今天可以创造的就业量要远远小于凯恩斯时代。
正因为如此，才发生了我们所看到的“无就业的复苏”，从而使得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此时选择退出，那么经济就会重归衰退；如果政府选择继续干预，那么就必须实施“财政超调”的做法，即采取更为扩张的财政政策来抵消因为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就业率趋于下降的趋势。
然而，政府一旦选择“财政超调”的做法，就会产生两个新的问题：一是财政超调必将增加政府的公共债务；二是市场力量可能被财政超调所压制，进而导致创造经济繁荣的力量难以得到恢复和成长。所以“财政超调”可能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
导致凯恩斯主义救治方案趋于弱化的第二个原因也就是戴维森在本书中强调指出的、来自于跨国生产体系的冲击。跨国生产体系的形成导致凯恩斯主义救治方案的乘数效应由国内外溢到国际，由此造成的“乘数漏出效应”，使得政府财政支出对增加本国居民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大大下降。因为有“乘数漏出效应”的存在，结果，由某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所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可能不是出现在本国，而是通过“国际乘数效应”转移到了外国，甚至有可能转移到受危机冲击较小、但却是在国际分工中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国家。
据此，我们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此次危机发生后，那些缺乏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的国家，在对内采取凯恩斯主义救治方案的同时，对外则毫无例外地选择了贸易保护主义。曾记得，1929年大危机发生以后，世界各国为了确保本国市场也都采取了非常强硬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为此，凯恩斯曾经竭尽全力呼吁各国政府改行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来避免由贸易保护政策可能带来的博弈各方同归于尽的严重后果。
由此可见，贸易保护并不是凯恩斯主义救治方案的组成部分。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假如不采取贸易保护的政策，凯恩斯主义的救治方案就不能奏效。面对这样的悖论，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结论呢？那就是凯恩斯主义或许也已时过境迁，经济全球化已经让凯恩斯主义的救治方案失去往日的魅力。
导致凯恩斯主义救治方案趋于弱化的第三个因素是老龄化。在经济衰退或者萧条时期，通过政府举债推行扩张的财政政策来创造就业机会自然需要经济复苏后税负的增加来加以平衡，这就像谚语里所说的那样，七个歉收年需要七个丰收年来加以平衡。但是用自然界的周期现象来解释经济周期波动中的政策平滑问题并不一定是正确的。
发生在自然界的周期现象是有规律可循的。但是发生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周期性变化并非是铁定不变的，就财政政策的平滑来说，当经济危机发生时，政府可以通过举债来刺激经济走向复苏，但问题是在七个歉收年份之后是否会有七个丰收年随之到来，从而给政府一个债务平滑的机会呢？这不仅要看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能否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来提高人们的收入及其纳税能力，还要取决于未来的人口增长趋势。
假如人口增长率是不变的，那么财政跨期平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就是李嘉图所说的“等效原理”在起作用。但是，在今天面临危机冲击的发达国家里，政府所必须面对的事实则是人口的负增长，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结果必定是未来税基的减少和社会保障性支出的增加，这意味着七个歉收年之后跟着而来的仍将是七个歉收年，而不是像谚语中所说的丰收年。这样凯恩斯主义的救治方案就失去了其理论上所说的那种可行性。
至此，我们不难看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样，并非是一剂救治危机的万能良方，它的有效性也要取决于其借以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是否能够得到满足。更为重要的是，即便各种约束条件能够得到满足，凯恩斯主义的救治方案也不能创造繁荣，最多只能起到防止危机演变为萧条的阻击作用。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能够让凯恩斯主义有效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基本上都无法得到满足，这集中体现在我们以上所分析的三个基本的、但又是非常重要的变化上：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经济全球化时代所形成的国际生产体系；以及人口老龄化。它们导致凯恩斯主义救治方案的乘数效应变小（技术进步所致）、外溢（生产国际化所致），并使“财政超调”政策受到遏制（人口老龄化所致）。
如果以上的分析是可以成立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来拯救仍然处在危机冲击下的世界经济呢？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沉湎于市场自我恢复的美好愿望之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寄希望于政府的干预。但是市场调整成本太高、且时间过长，这也正是凯恩斯竭力主张政府干预的理由之一，因为按照他的说法，长期没有意义，长期我们都已死去。
然而令凯恩斯万万没有想到是，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已经使得他当初精心设计的干预政策（救治危机的方案）失去了发挥作用的政策环境。难道我们除了以上两种选择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案了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只要我们能够对当前危机的原因认真加以分析，我们就不难找到应对危机的准确方法。
为此，不妨让我们把危机的前因后果简单地梳理一下。危机起源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毫无疑问，泡沫是一定要破灭的，所以把危机归咎于房地产泡沫破灭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因此，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弄清楚房地产泡沫形成的原因。事实和逻辑都告诉我们，始自2000年的房地产泡沫具有全球性，造成这场全球性房地产泡沫的原因无非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金融面；二是基本面。
从金融面上讲，导致房地产价格暴涨的根源就在于流动性泛滥，而导致流动性泛滥的根源则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本位）的崩溃。当然，仅以金融面的变化来解释全球性房地产泡沫为何会形成是缺乏说服力的，所以，我们还得通过基本面的分析，对发生在本世纪初具有全球性的房地产泡沫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之所以需要把基本面的分析与金融面的分析结合起来，就是因为在金本位崩溃后的20多年里，全球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并未带来资产价格的暴涨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反而因为有了流动性的增加而使得全世界每年有7000万人口变成了中产阶级。究其原因就在于世界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从而为不断增加的流动性创造了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
就在牙买加协议正式生效后不久，美国便爆发了以IT产业为主导产业的新科技革命，从而创造了巨大的投资空间。1979年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随后发生在中东欧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再加上1992年的印度对外开放，先后创造出了巨大的国际投资机会。所以直到2000年之前，供应量不断增加的流动性轻而易举地被新兴产业和新兴国家的崛起所吸收，并迅速地转变成为生产财富的固定资产，世界既未发生通货膨胀，也未出现资产价格的暴涨。
但是，自进入2000年以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暴跌，这意味着IT产业的创新活动趋于枯竭，残酷的成本竞争开始了，新兴高科技产业的盈利能力急速下降，能够带来高额收益的投资机会即刻就消失了。与此同时，进入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投资也开始出现报酬递减的趋势，以致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暴跌的同时，世界固定资产形成占GDP的比重和世界FDI占GDP的比重也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这种来自于基本面恶化的冲击，使得仍在增加的流动性大量进入资产市场，于是便有了房地产价格和金融资产价格的急剧上涨，最终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泡沫。据此可以断定，发生在2008年的危机并非完全是自由主义的错，当然就更加不是市场经济的失败，而是金融面上创新过度和基本面上缺乏投资机会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与金融面相比，基本面的恶化才是更加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需要找到导致基本面恶化的真实原因。其实，解决这个任务并不难，我们只需要求教于熊彼特就可以了，当然，为此做出过贡献的还有康德拉基耶夫和弗农等研究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
熊彼特的理论既不同于自由主义经济学，也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通过“毁灭性的创造”周期性地向前演进的，因此，周期是不可避免的。每一次周期过去后，人类都将创造出更为先进的技术、生产工艺、生产组织以及更为完善的产品，从而导致更高的生活水准，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自寻烦恼，去苦苦寻找应对良策，因为周期是不可避免。
如果说弗农的贡献在于发现了产品生命周期、康德拉基耶夫的贡献在于观察到了平均50年为一个周期的产业革命长周期，那么熊彼特的贡献就在于他发现了推动经济周期演变的主导力量，那就是企业家出于本能的创新行为。
说到这里，我们的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发生在2008年的危机是一次周期性的危机，而且从周期发生的时间来看，这次危机很可能就是平均50年左右才发生一次的康德拉基耶夫长周期；既然如此，把这次危机的责任全部推给自由主义经济学和自由市场的做法显然是不公正的；同理，面对这样的周期性危机，想要依靠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来摆脱危机走向繁荣也是不现实的；面对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归根到底需要依靠企业家的创新活动。
所以对于一个理智的国家来说，面对危机的冲击，既不能抛弃和摧毁市场力量，也不能不要政府的干预（救市），但是最为重要的是需要保护和激励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为此，我们在此呼吁全世界的企业家们行动起来，为再造人类福祉而投身于伟大的创新活动中去吧，同时，我们也呼吁全世界的公民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吧。
（作者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