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宽松政策（QE），这一主要经济体利率水平接近零点时，货币当局或央行通过购买金融资产，来向经济体系注入流动性的措施，正越来越频繁地在西方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当局出现。尽管不同于英国、美国和日本那样明确表示采纳量化宽松政策，不过出于缓解欧元危机的考虑，欧洲央行也一度表示将购买适当数量的欧元区政府的国债。由于积累了巨额的财政赤字，欧洲、美国和日本在财政政策上挖掘潜力的可能已然不大，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这个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便成了当下发达经济体所能使用的唯一货币政策工具。无疑，西方主要经济体汲取了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痛苦教训，果断地在非常时期运用非常之手段，来阻止整个经济落入通货紧缩的梦魇之中。

  但是，这一政策如果被使用过度，把应急手段转化为常态政策工具，则会给全球经济的未来埋下深重的隐患，有可能就此埋下未来全球经济通胀的种子。已有相当一部分市场人士对此表示了深深的担心。比如罗杰斯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就表示：“西方的央行不把地球上的树木全部消耗完毕，就不会停止他们印钞票的行为”。话虽不免有些夸张，却是市场忧虑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胀后果的典型代表。

  宏观经济是一个充满取舍和矛盾的学科。一个实际政策工具的运用，往往很难简单被判定合适与否。基于不同范式和分析框架下的各个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常常也莫衷一是。这也是现代宏观经济学在政策制定层面备受诟病之处。复杂的宏观经济中，存在太多的未知因素和变数，试图在操作层面人为主观地简化问题，难免一叶障目，无法取得全局性最优的结果。量化宽松政策之所以在主要西方经济体如此流行，是因为相关的货币当局在价值取向上默认了通货紧缩之祸甚于通胀之害。政府依据自身的价值取向，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替代市场做出取舍，反映出这些国家在危机之后试图对市场机制施加影响。从经济学自身客观的标准看，量化宽松政策在具体执行中，程度如何把握，实际运行的政策效果又如何评估，都欠缺相应的标准和准则。这实际上对经济的运行蓄积了更大的风险。姑且抛开通胀与通缩这两者对经济伤害程度的具体比较，单是政府拥有并对经济所施加的这种主观任意性在未来可能会带来的系统风险，就足以让我们警觉。

  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究竟如何定位，是理论界始终争论不休的难题。对此，我们显然缺乏“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这样简单的答案。这其中的利益纠葛之复杂，远甚于历史上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之争。这也是各国政府为了避免危机，希望重建金融经济的游戏规则，但却迟迟难以达成一致的根本原因。对于规则的修改，美国最先做出反应，但是经过一年多漫长的博弈，最终厚达2000余页的 金融监管新法案——Dodd-Frank法案，也不过是各个利益方相互妥协的结果，太多的细节有待完善和明确。可是政府在金融体系中的权力却得到了大大强化，新的官僚机构被组建，新的监管领域被划分，但却没有人能肯定，上述措施最终是否能达到消除系统风险的初衷。如果新的规则逃不出利益重新分配的既有格局，则经济未来的发展不过是又一个治乱循环。在美国金融体系的改造中，美联储的权限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市场对其独立性的质疑却越来越强烈。美国，这个曾经的自由资本主义精神乐土，大有晚节不保之忧。

  作为新兴市场代表的中国，30年来经历过改革开放的解放思想大潮，经历过邓小平南巡之后改革进程的不断攻坚深入，面对国际国内多重压力的，以开放的姿态，做出了不断的变革和自我调整。但这个进程并不是单一维度线性发展演化的。改革迄今，我国对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定位，可谓一波三折。笔者以为，无法简单地以多与少，是与非，这种非此即彼的模式对中国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下评语。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都是决定性的。如何尽量发挥政府作用的优势，尽力抑制其缺点，值得理论界和实务工作者继续努力。正值中国社会和经济均面临转型之关键阶段的“十二五规划”即将推出之际，上述需求越加迫切。

  笔者认为，无需囿于理论上的固有思维，把政府和市场从意识形态上对立起来。各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历史背景、微观环境均不相同。对于我国而言，政府和市场都是资源再分配的手段，都是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对这两者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评估，尚需建立起一致的价值衡量标准。如果可以大大增加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透明度，国民对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可衡量，可制约，可评价，则政府和市场两者是能够有机统一起来的。那样的话，我国经济发展应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