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海

  鉴于一场牵涉甚广的“汇率战争”的硝烟似正弥漫于不少经济体，今、明两天将于庆州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将第一次对此进行仲裁。一旦分歧太大，韩国政府担心下月首尔G20峰会将成为主要国家间的“汇率战场”。

  说到汇率战，不少人首先想到的就是25年前的“广场协议”。其实，广场协议并非是日本一家被迫与美国签订城下之盟，而是诸多国家都与美国签署了这个协议。1985年9月22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斯托登伯、法国财长贝格伯、英国财长劳森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的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

  “广场协议”签订后，上述五国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广场协议前一个交易日，美元兑日元收盘于240.10，而9月底则收盘在216.5，到了1985年12月31日，则收盘在200.25。到了1988年1月底，美元兑日元最低到过120.18。1995年，美元兑日元创造了79.70的历史低点。广场协议2年多后，日元第一轮升值结束，最大升值99.78%，而10年后，日元已升值了201.26%。

  不少人根据以上的数据，一口咬定日本在上个世纪90年代和2000年后的经济困境是广场协议导致的。这种认识非常肤浅，完全是搞错了日本经济困境的根本原因。应该看到，在广场协议以后，当时的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以及英镑，兑美元同样有幅度非常大的升值。广场协议前后，从1985年1月至1987年年底，马克升值了101.27%，法郎最大升值了100.55%，英镑升值了66.98%。而瑞士法郎、意大利里拉等许多货币在这期间都兑美元有大幅度升值。这些国家都没有发生日本失去十年、再失去二十年的遭遇。这说明日本的问题不具有共性。

  从GDP的季率来看，广场协议签署以后，日本经济增速只稍微回落了两个季度，而后反而加速上升，并在随后总体上保持了五年的扩张期。只是在1990年年底以后，日本泡沫经济膨胀并破灭后，GDP增速才迟缓起来。在签署广场协议后，日本贸易顺差总体上保持稳定，只在个别月份有过迅速下降的记录，但很快又恢复。马克大幅度升值以后，德国的贸易顺差大幅度上升，只是在1990年7月以后，才突然快速下降，但也仅在1991年5月前后出现过短暂的贸易逆差，而后迅速回复到顺差状态，且顺差数额节节攀升。在法郎大幅度升值后的4年多里，法国的贸易顺差也是上涨的。过了12年之后，法国的贸易状况才出现倾向性的恶化。虽然英国贸易逆差在广场协议以后上升过，但在九十年代又开始缩小。直到接近2000年以后，贸易逆差才单向扩大。因此，广场协议虽然导致日元、马克、法郎和英镑对于美元快速、长期、大幅度升值，但并没有导致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贸易状况恶化。

  现在足以得出结论，日本的困境，是其国内其他经济政策失误导致的。日本政府没有尽早从依赖外部市场的思维中走出来，重视外部因素而轻视内部因素，政策的重点瞄准了广场协议可能给予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上。根据学者的研究，日本因担心“升值萧条”，为避免其持有的大量美国资产贬值和支持美元发行，减轻日元升值可能出现的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在日元大幅升值后，仍采取了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特别是超低利率政策。利率长期处于超低水平，金融机构贷款大量增加，导致了1988年至1990年资产泡沫的产生。大量过剩资金开始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引起了股价和房地产价格的暴涨，酿成了泡沫经济。

  德国等国却眼睛向内，其央行以稳定物价为己任，没有实行超低利率和超量货币发行的政策，因此在这些国家没有爆发楼市和股市泡沫，当然也就没有泡沫破灭后的长期衰退或者是萧条。

  广场协议的全面真实的分析说明，比起汇率战，国内政策的失误将对国民经济造成更重大的损害。这个道理，蒙代尔在不可能三角理论中已有揭示。这一理论揭示：独立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三者不可能同时满足，而三者的重要性是依次递减的。只是蒙代尔后来为了固守其“最优货币区”的教条理论而走上了反对自己这一理论的道路，片面地、不恰当地强调固定汇率而忽视独立的货币政策的重要性。日本在广场协议以后，依然认为汇率政策是最重要的，为了弥补日元升值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货币政策大推泡沫经济，丧失了根据国内情况制订因地制宜政策的独立性，终于酿成大错。

  因此，在即将到来的G20首尔峰会上，各经济体最好能在汇率问题上达成共识。即使达不成协议，爆发汇率战，也应把政策重点放在国内，应牢牢记取日本倚重汇率政策而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教训，切勿重蹈覆辙。

  （作者单位：东航国际金融（香港）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