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最佳商业城市、中国大陆经营成本最高城市这两个榜首地位，对上海意味着什么？上海能否带来“比高昂的经营成本还要高很多”的商业利润？如何让在上海屋檐下拼杀的第三产业的企业家精英和为之服务的中低收入阶层，都能有共同生存和工作的适宜环境？这需要上海拿出更多智慧和胆略，去闯出一条新路。

  孙立坚

  正当上海紧锣密鼓地在规划“后世博”的“十二五”期间的发展规划，思考如何依靠上海的比较优势和新一代上海企业家“敢作敢为”的职业精神，以及如何通过不断完善制度去吸引更多高端外资客户，共同来打造技术和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产业结构的时候，传来了2010年《福布斯》最佳商业城市的评比结果。

  虽然，上海依然和广州、深圳一起夺取了前三甲的殊荣，但在另一个《2010中国大陆经营成本最高城市》的榜单中，上海居然超越了北京，又成了让全国很多媒体担忧甚至饱受批评的“冠军”。这两个反差极大的评比结果，会不会影响企业家、经理人和外商精英来上海实现他们的商业之梦呢？我想，关键取决于上海能否把握住大方向，不断营造出内外企业家能共同感受到的无与伦比的市场活力和由此带来的日益增多的盈利商机。经营成本高，并不一定就代表市场经营环境恶劣。伦敦经营成本就很高，但为什么全球顶级金融机构愿意集中在那里办公，关键是它能带来“比高昂的经营成本还要高很多”的商业利润。上海今天两个榜首的地位，也可能就在释放这样的信号。

  上海教育资源充沛，商业机会丰富，人才相对集中，因此工资等要素价格偏高也是市场定位的必然结果。与广州、深圳等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不同，上海这几年更偏重发展高收益、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产业，尤其是金融业，这类高收益行业在“争夺”土地、人才等资源的能力上，当然要比制造业强，于是，很自然通过要素市场的竞争推高了经营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来上海一定要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扬长避短，着力发展能够带来高收益的第三产业，中央政府也要多给上海在这方面的发展空间，否则，再像过去那样“大而全”的发展，那么，经营成本高就真的会成为上海发展的累赘。

  上海的企业形态也与广州、深圳不同，国企和央企比较集中，从总体上看，他们在这次金融危机和这一轮经济复苏的刺激计划中，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当然，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在这个特殊的危机时刻，享受了很多“特殊待遇”，自然也就承担了比民企更多的“社会责任”。相反，民企的产业链多在终端，而市场又在外边，所以，金融危机对他们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内外消费能力不足给他们的生存带来了几重压迫。其中，不少产业资本今天在转投房地产或股市。当然税负能力也就随之下降。但是，政府输血型的经济毕竟是暂时的，随着政府渐渐退出市场、市场不断对外开放，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和上海城市的活力就显得非常至关重要，如果那时企业的税负能与其盈利同步增长的话，那么，上海会毅然屹立双榜之首。否则，税负、“四险负担”的递增，就会使得上海被剔除出企业家们首选的最佳商业城市名单。

  当然，由于上海土地资源有限，资本和成功机会又集中汇聚，所以，办公成本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攀升而上涨，这确实给工资上涨的压力更添了“一把火”。如何解决在上海的屋檐下拼杀的第三产业的企业家精英和为之服务的中低收入阶层，都能有共同生存和工作的适宜环境，需要上海市拿出更多智慧和胆略。不管怎样，常常带有“两难的挑战”问题，需要我们具备创新的精神和包容的胸怀来看待，并及时加以解决。

  因此，上海要想让有能力、有为的企业家来帮上海完成“十二五”大业并站上中国奇迹之巅，上海市还应该从自身的不懈努力和向中央争取更多政策上的扶持方面花大精力。具体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让企业家们要有做最好的东西的胸怀和脚踏实地做好企业长远发展的细致规划，不能简单地跟着市场的千变万化的脸去打一枪放一炮，要把长远的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利弊关系理清楚。上海市也应该配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循序渐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为打造一流的品牌和吸引一流的企业家人才做好制度设计和服务环境的建设。

  其次，扶持民企更多地进入第三产业，同时要想方设法让没有竞争力的央企和国企退出市场，只有打破行政和市场垄断，上海经济才会增添活力；虽然经营成本高，但市场活力旺，就更容易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很容易让优质高端企业来上海集聚。但是，一味地通过行政手段来管制市场自然推高的经营成本，而忽视市场活力的培育，那可能会造成“抓小放大，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后果。一个没有活力的城市是不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

  其三，要为企业家们创造自主创新的制度保护环境。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相关专利制度，确保高投入的企业能够有高回报的市场效应。如此，上海今天经营成本最高的负面因素就会被不断增长的附加价值和由此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商业利润所取代，而且前者常常是后者变化的结果。千万不能让上海企业家们整天为经营成本而烦恼。

  其四，解决与企业家们密切相关的金融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匹配问题。上海要专攻高附加价值产业，先要让金融扶持创新。否则，就无法打造出一批充满活力的、但又不具备规模以上条件的创新企业，而市场的活力往往就是由这样的一大批中小企业首先带来的。还有，上海要增加直接融资的平台，有效地把今天越来越多的“流动性”引导到打造未来经济增长点上来，尽力避免因金融发育不良而造成“产业空洞化、金融泡沫化”的不良局面。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