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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末将至，中国GDP总量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预期成了现实，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年初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有关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123万亿美元的预测，重又在西方舆论圈热了起来。但绝大多数都只是对“123万亿”这一数据怀着极大兴趣，并没深入了解数据的论证以及与相似研究结论的比较。
福格尔的大胆预测，源自其2007年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所（NBER）工作论文，他的依据是，有五大因素可以支撑其对中国经济的乐观远景：
第一，中国庞大的教育投资将积累大量的人力资本，由此将拉动中国未来经济6％以上的增长率。对于未来一代中国人来说，高中入学率将会达到100%，而大学入学率也将会达到50%以上。而根据相关研究，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的工作效率是受教育年限不满九年的劳动者的3倍，而高中毕业生则是1.8倍。
第二，中国的农村部门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在未来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转移，将带动3%的经济增长率；同时，农村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将在未来出现增长，农村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还将进一步增强。
第三，中国的统计数据很可能低估了中国的经济总量。数据低估最为集中地出现在服务业部门，这导致官方估算的GDP值严重地低估了现实国内经济的增长。
第四，中国目前的政治体系开放性和市场化更甚于美国。多数经济改革，包括一些最为成功的改革，是由地方政府推动、监管的，而针对上层决策的批评和辩论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这种良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将为中国未来30年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体制机制保障。
最后，中国长期压抑的消费倾向正在急剧释放。在中国的大城市，居民生活水准和人均收入已达世界银行认定的“中高收入”水平，中国政府出台了大量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的国内政策。消费需求的“井喷”将带动内需持续增长，并将成为长期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环节。
从相似研究来看，福格尔的预测可谓是“特立独行”。邹至庄预测，按照2007年美元计价，中国经济总量到2020年将达20万亿美元左右，2040年或为100万亿美元，但其前提是不考虑购买力评价因素，同时未来三十年经济增速不变。而世界银行认为，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会逐步放缓。高盛则认为，按照2003年美元计价，中国经济总量在2050年将达到44.5万亿美元。普华永道在2006年一项研究结果推测，以2004年美元价格计价，中国2050年的经济总量将为35.9万亿美元。由此，福格尔的研究，不能说没有“捧杀”中国的嫌疑。根据数据形成的基本逻辑，其言论至少存在以下几个疑点：
第一，高估了教育投资对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从而高估了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中国现在高中入学率约为80％，而大学入学率仅为23％。随着教育资源在前期高度释放，两个比率提高的难度将逐步增大。同时，中国优质人力资本正在迅速向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聚集，这有利于经济保持稳定的增长；但是相对私人部门来说，公共部门的职能决定其难以担负创新的任务，所以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较之发达国家要弱得多。
第二，看大了中国农村经济未来发展的空间，从而高估了农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事实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已经十分有限，按照统计局的数据，可能还有3亿人左右。但这些剩余劳动力年龄结构普遍偏大，难以转移成为新的劳动力；而随着中国“老龄化”问题的逐步凸显，劳动力将会出现供给短缺，福格尔所谓的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带来3％的增长恐是“天方夜谭”。
第三，对中国现实GDP真实性认识不够，由于受人民币汇率、服务业统计和居民收入核算等问题的干扰，中国GDP确实存在低估可能，但低估程度远不及福格尔想像得那么严重。相反，福格尔，对中国2000年的GDP估算，比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数据高了将近50％，而比我国统计局按照国民核算系统和汇率法计算的数据则高了将近3倍。
第四，我们不否认未来消费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有两点需要重点关注。首先，从亚洲和西方国家比较来看，消费率相对较低，并且增长速度也低于西方国家同阶段的水平，因此不能以西方发达国家消费激增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机制来考虑消费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同时，消费启动是个漫长的过程，而在中国，与之相关的分配收入改革同样是个漫长的过程，这些都具有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因此消费对中国长期经济表现的影响程度难以判定。
西方有句谚语，翻译过来是“在孵化出来之前计算小鸡的数量”，其意就是“盲目乐观”。宏观经济学家对短期经济波动的预测往往以失败告终，更别说经济史学家对未来历史的预测了。上世纪80年代，有位叫沃克尔（中文名傅高义）的美国学者写了本《日本第一》，大谈日本将对美国世界经济霸主地位构成威胁。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预测成了泡影。有趣的是，这位作者的姓只和福格尔差一个字母。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博士，长策智库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