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翔

  作为发达国家经济体中唯一的经常性公开干预外汇市场的国家，日本在全球后金融危机时代，在欧美联合施压人民币汇率的敏感当口，明白无误地提出将坚定不移地推行一个弱势日元的外汇政策，着实容易让人浮想联翩。

  在超过十年的时间里，日本宏观政策的“旧瓶”就似乎再没有再装过什么“新酒”了。

  作为亚洲产业经济政策“雁行模式”的发轫者，日本在过去不仅依靠不断的产业升级完成了自身经济的发展，更带动了整个东亚经济的腾飞和升级。但是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日本不断扩张的经济好像碰到了“玻璃天花板”。迅速破灭的资产泡沫，止步不前的产业调整和变化，陷入流动性陷阱的货币政策的混合体，给全世界的国家当了一回活灵活现的宏观政策失灵的典型案例。从菅直人内阁当下的经济政策来看，他们仍然无法摆脱过去灾难性的桎梏，仍然没有取得政策的突破。显然，单一性的依赖低汇率政策，是无法让日本经济走出死气沉沉的泥沼的。日本此举，唯一的作用，就是给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提供更好的口实，可以更毫无顾忌地推行以邻为壑的政策，加剧全球实体经济复苏的难度，延缓实体经济复苏的进程。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拉动的引擎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后来的经济内生增长理论则进一步将科技的元素内在化，附着于具体的要素之上。成为经济增长不竭的原动力。简言之，当一个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遇到了瓶颈之时，挣脱困境的唯一办法，不是对旧有模式依赖性的修修补补，而需创出一个新天地，致力寻求新模式。套用一下现在时髦的词汇，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口号易喊，落实困难。并非日本人不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只不过其内部固有的利益盘根错节，导致极端的路径依赖，使得日本从根本上失去了从内部完成变革的可能性。小泉纯一郎，这个战后日本政坛罕见的变革派，几乎耗尽了多年积累的全部政治资本，才勉强推行了日本邮政储蓄系统的改革，更遑论其他？

  美国，相对日本而言，可以说是个比较成功的例子。美国特有的移民社会的开放式文化和微观创新型精神，使得这个国家对待新的事物有更大的包容度，同时，依靠其特有的研发实力，更有力对未来发展模式发出有影响力的导向并在具体推动上付诸现实。美国既用了过去其自身有的物质技术优势，为其下一段发展模式的转化打下了物质基础；又通过其话语权和开放的思维方式获取经济转型的先发优势。不仅不受旧有思维的限制，反而能够有依托、有步骤地向新的发展环节迈进。从星球大战计划到互联网经济，再到新能源时代，美国的每一个发展环节显示出十分清晰的战略目标和发展路径：既有一定的目标前瞻性，又要保证自身拥有技术上的可行性，比起其他的竞争对手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在次贷危机引爆之后，奥巴马政府能否扭转美国经济下滑的颓势的关键，就在于其能否成功地使其新能源政策能担当起未来十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新龙头。

  看完日本和美国这两个例子，中国眼下所处的阶段无疑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是重要时刻。但是，落实到具体的施政步骤之上，却仍然存在着诸多变数。笔者以为，下面两种倾向是我国下一步经济转型中所需要竭力避免出现的。

  第一个倾向，是陷于过往的路径依赖中，对全局性的调整有抵触。深厚的历史传统，换个角度看，也会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使得任何变革都会遭遇较大的阻力。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和1949年以来所走过的历程，改革从来都充满坎坷和波折，更多时候，要做出一些改变，既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周全，还要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那种义无反顾的决绝和慨然。而促成变革的契机，往往来自外界。无疑，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现有经济格局非得大调整不可，放弃对纯粹GDP增长的追逐，坚定不移地执行可持续、环境友好的发展策略，意味着非得放弃某些眼前的、局部的、暂时的利益不可，那一定会危及一些既得利益团体的利益。若没有壮士决然断臂的决心和毅力，是断断不行的。如果我们跨不出这一步，则持续二十年低迷的日本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这绝非危言耸听。

  第二个倾向，是忽视自身的发展阶段，盲目地去和美国在最尖端的领域比拼，这是我们要极力避免的。最新的，并不一定适合我们。实现经济发展模式成功的转变，不能脱离自身历史的发展阶段和基础。只有适合我们的，才是最好的。一味地求新，求全，则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断不可持久。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