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调整与产业增长系列之三

  就价值生产与价值分配的利益相关方而言，经济领域主要存在国际资本、国家资本、机构资本与居民资本间的博弈关系。所以，经济结构调整，就意味着在利益蛋糕做大的过程中少花成本，或者在做大利益蛋糕的过程中，尽力使四方利益协调平衡，进而形成合力，推动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增长。

  从国家资本与国际资本的交互作用看，特别是从市场结构看，未来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将从对外与对内两个市场平衡发展，以尽最大能有效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资源。在前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缺少的是资本，富裕的是劳动力、土地、资源，因此，劳动力、土地、资源与国际资本交换，迅速将中国的要素资源国际化与资本化，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必然结果。由于国际资本处于强势地位，其代表的大宗商品、以美元为代表的国际货币等就偏向于高估值；由于中国的要素资源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估值就被压缩，没有体现其内在价值，而国际资本因此通过商品、货币、资本市场多层次地转移走了中国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

  经过三十年的积累，如今中国已积聚了巨额外汇，已不再是资本短缺的国家。为此，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就不能再是低价的要素资源与高价的国际资本间的交换，而需要引进新产业技术、管理经验、市场渠道和国际资源，为中国资本经济转型以及推动产业升级创造的价值与价值实现服务。无疑，未来三十年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应是通过社会领域的改革扩大内需，逐步减少外贸依赖度。正在着手的社会体制改革，将在就业、医疗、保障、住房领域改变原来的供求情况，改变居民的收入支出情况，即减少居民医疗、保障、住房的支出，那将逐渐改善中低收入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而这又将直接改变居民的消费习惯，促使居民消费结构从低级向中高级过渡，为产业升级提供消费基础。

  由此，在国家、机构、居民利益分配格局上，收入结构优化，民富与国强并重，将是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历史性课题。这是国家资本和机构资本“自损者益”的过程，因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要么减少税收，增加厂商与居民的收入；要么提高工资性收入，直接让就业者提高收入水平；要么是国家通过加大在社会领域的投资，让居民的福利增长，为中低收入阶层改善其资产结构，从而为消费扩容提供了经济基础。现在利益分配格局调整，是在“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和保稳定”的背景下开始的，这四方面的需求，每项都需要成本支持，所以，如何在这个目标间实现平衡与协调便成了主要的问题。为了未来三十年的稳定与增长的需要，调结构与惠民生已到了决定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质量的重大课题，这个问题唯有妥善解决好，不然，就无法维护增长的成果，我们别无选择。

  从城乡与地区结构优化看，城乡统筹与东中西部并举发展与均衡发展，已成共识。由于各地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的差异，结构调整任务就有很大的不同。东部需要在新兴产业上多着力，在新兴产业发展中优化结构；中西部地区却需要通过地区振兴规划推动实现经济增长，同时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与地区发展结构的优化。无论地区结构如何调整，根本问题仍然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协调与平衡。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就是农村居民通过产品、劳动力和土地为城市、为国家贡献剩余价值的过程。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中国农村为1949年至1979年的中国工业基础建设提供了剩余价值；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通过民工与城市劳动力价格的剪刀差以及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的剪刀差，中国农村和农民又为中国的城市化提供了剩余价值。经过六十年的积累，国家和城市已具备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与国家反哺农民的条件。农业产业化与农民居民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这需要国家通过制度创新，通过“三反哺”，逐步解决农民的教育、就业、医疗、保障等难题，这个过程也会伴随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大投资过程，从而为传统大盘蓝筹股提供了机会。

  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早已是历史潮流。因而，优化产业结构的主题，就是技术创新，减少质能消耗，为战略性产业投资提供机会，争取在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创新中创造出新价值。此外，能否阻止剩余价值外流，不是一国的政策所能决定的，只有在生产力提高的背景下，一国单位商品的平均质能消耗水平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时，才会出现剩余价值内流的可能。因此，中国要想摆脱世界加工厂的地位，除了技术先进外，还得在管理、品牌、设计、渠道上创新。可见，创新创造价值，是个系统工程，而非某厂商一时的灵光显现。

  （作者系华宝证券研究所所长）